明武宗求活佛玩的是心跳和國庫 _的是

【明武宗求活佛玩的是心跳和國庫】清代學者毛奇齡曾在康熙年間參與纂修《明史》，同時他采擷《明武宗實錄》中所載武宗遺事撰寫了《明武宗外紀》一書，其中有記錄明武宗求“活佛”一事。文中記錄：明武宗聽說過烏思藏（今西藏）有一個印度僧侶能夠預測一個人今后三代的事情，明朝人稱這位胡僧為“活佛” 。明武宗很久以來就想召見他，但一直沒有機會。這一年，明武宗命令司設監太監劉允前往烏思藏，賞賜番供求之，“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黃袈裟及其徒饋賜以巨萬計” 。明武宗還仿照明成祖永樂年間、明宣宗宣德年間差遣鄧成、侯顯的舊例，統領錦衣衛一百三十三員，照付給口糧、馬匹、車輛、船只以及過番物件，總共給長蘆兩淮課鹽稅共七萬多引作為應用，使國家財政收入為此而耗費一空。另據史料記載，武宗欲求的“活佛”是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彌覺多吉。起先，黑帽系編造神話說，武宗為其第七世活佛卻扎嘉措的轉生。藏文史料記載，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寶法王卻扎嘉措曾說：“于我后來之轉生時，噶瑪巴一派因教法之大義無所成就，將分兩派” 。武宗即位，正是卻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彌覺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說：“天子正德皇帝與御身之化現同時，即尊者第八代之誕生，與天子之登獅子座同時。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瑪巴也’” 。后來，武宗知悉黑帽系的這個神話，于正德五年六月自封為“大慶法王”，并令有司鑄金印，“兼給誥命”，“定為天字一號云” 。藏僧又宣傳說，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彌覺多吉“能知三生”，引得武宗心動。正德十年十一月，武宗派太監劉允打著“往烏思藏赍送番供等物”旗號，“以十年為期”，“乘傳往迎之” 。據藏文史料《賢者喜宴》記載，彌覺多吉與劉允相見后，表示“于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后幾年入朝。劉允強請，彌覺多吉遂藏匿不出。劉允部下乃與藏人發生沖突，死傷大半，劉允逃回成都，時武宗已經去世。明武宗朱厚照，在歷史上以崇奉藏傳佛教而著稱。明朝皇帝崇奉藏傳佛教并非從明武宗始。明朝的佛教發展可以分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兩大系統。明初，太祖、成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在藏區“多封眾建” ，先后封授闡化等五王、大寶等三法王，以及西天佛子等諸官，使其代表明朝統治和管理藏區。永樂年間，明成祖派大臣邀請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宗喀巴派遣上首弟子釋迦智前來京師，明成祖給了他“大慈法王”的稱號。釋迦智回西藏后創建了拉薩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又再度至京，任永樂、宣德兩代國師。明成祖等“兼崇其教”，又不斷封授留京藏僧以西天佛子等職，厚加供養，任使其舉辦藏傳佛教法事。景泰、天順年間，景帝、英宗對居京藏僧至封以法王。憲宗封授在京藏僧為法王達13位，京中藏僧千余人。孝宗有所收斂，仍追封了兩位法王，且執意行取藏僧領占竹來京。武宗即位后，他尊奉藏傳佛教的舉動登峰造極，在中國古代帝王中難有匹敵者。明武宗的舉動已經偏離了一般的宗教信仰，表現出極不正常的嗜好，在朝野引發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除了不顧群臣反對，不惜時間、金錢，派人往西藏迎取“活佛”之外，武宗還做了以下一些事情。其一，在京師大量封授、供養藏僧。武宗大肆封授在京藏僧，法王就有八位，至于封授西天佛子、灌頂國師等名號者，更是不少。藏僧“出入禁御，京食大官”，供養優厚。其二，親自習學藏傳佛教，建寺禁中，身著僧衣，與藏僧誦經演法，甚至自封為大慶法王。正德二年三月以后，他“頗習番教”，開始鉆研藏傳佛教。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經、梵語無不通曉” 。正德五年，武宗在西華門內豹房創立“護國禪寺”，與藏僧“群聚誦經，日與之狎昵” 。據實錄記載，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是：“上誦習番經，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內廠” 。武宗迷戀的“實是藏傳佛教中的秘密教”，所謂藏僧“以秘戲進”，“恣聲伎為樂”，“以秘術得幸，出入宮禁” 。宮女“有愿祝發為尼者” ，武宗“作剃度師，親為說法，置番經廠中” 。正德五年六月，武宗自封為“大慶法王”，并令有司鑄金印，“兼給誥命” ， “定為天字一號云” 。其三，為藏僧等建寺造塔，給賜田地、佃戶等，滿足藏僧違制要求。盡管正德年間國庫早已入不敷出，財政危機日甚，但武宗崇奉藏傳佛教，仍大肆揮霍浪費。他為自己及藏僧修建佛寺多所，包括豹房護國寺、大護國保安寺、鎮國寺、大慈恩寺等。武宗還為死去多位藏僧營葬造塔。正德十年五月，武宗為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就“特許之，命工部給葬價二千兩” 。武宗還對藏僧、寺賜與璽書、金印以及佃戶等。大護國保安寺原有佃戶四戶“以供灑掃” 。武宗命再撥佃戶二十戶。藏僧出使藏區，常提多帶侍從、輜重、財利等違制要求，武宗也多予滿足。其四，大量開度藏僧行童，縱容內地漢人習學藏傳佛教。正德五年十月，他“準給番僧度牒三萬，漢僧、道士各五千” 。正德八年十一月，武宗再次下令“度番漢僧行、道士四萬人” 。大慶法王領占班丹“奏欲自便”，于是武宗賜其度牒三千“聽自收度” 。明武宗崇奉藏傳佛教有其一定的時代和家庭背景。明朝自太祖以來，歷朝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作為武宗父皇的孝宗，不僅自己崇奉藏傳佛教，而且導引幼小的厚照也崇奉藏傳佛教。孝宗封授、供養藏僧，招請藏僧入宮作法事，幼小的厚照無不耳聞目睹，日親月近。其一即位，就令藏僧入宮超度，也就毫不奇怪。藏傳佛教宣揚的“即身成佛”教義，重視儀式巫術、“雙修”修行的法事，是明武宗崇奉藏傳佛教的重要原因。藏傳佛教尤重密宗，“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通過“侈設儀式，講究修法，演習咒術等”方式，據說可以溝通神佛世界與人間，驅邪避兇，對大眾很有吸引力。明武宗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原因蓋在于此。明武宗封授、崇信藏僧，自封大慶法王等，都反映他對藏傳佛教教義的接受，對即身成佛觀念的信持。但是，明武宗如此癡迷藏傳佛教，究其原委，不僅僅是他的佛教信仰，還在于他在“玩心跳”，求的是一種感官和精神刺激。明武宗崇奉藏傳佛教是與其荒嬉的個性有著很大關系的。武宗是明朝第一位嫡長子太子，從小甚得父皇孝宗寵愛。據史書記載，武宗讀書很晚，識字有限，“《論語》《尚書》各未終卷”，他真正喜歡的是游戲玩樂。作為皇帝，武宗應該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但是，他政治素質低下，高居九五至尊，卻荒怠政事，把祖訓與民瘼拋到腦后。他懶理朝政，恣肆放縱，盡情嬉玩，在宮中“擊球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與外人交易，狎昵媒褻”，“日游不足，夜以繼之” 。正德二年八月，他修建豹房，作為離宮公廨，“朝夕處此，不復入大內” 。有文獻揭露，武宗還迷戀藏傳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術。所謂“秘密教”，據萬歷時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補遺·卷四·札巴堅參》中說，就是流行于元代宮廷的“演揲兒法”，即房中術，“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 。武宗迷戀“秘密教”更甚，整日與藏僧混處狎昵于豹房。明武宗求“活佛”肆無忌憚，玩的還是“國庫” 。明武宗大量供養藏僧，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遣人迎取活佛，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進一步加劇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財政危機。正德年間，財政危機加劇，“民窮財盡”，“商貨屢貸，公帑告竭” 。面對如此窘境，武宗頻繁賣官鬻牒等，千方百計籌集錢糧。其實，鬻賣雜職官位、度牒等，國家所得甚少，損失更大，無異飲鴆止渴。如， “陰陽、醫生、僧、道或仕宦子孫、良家子弟納銀六十兩者，起送入選，免考”；度牒“多者價十三兩，少者八兩” 。即使如此，武宗卻仍揮霍崇佛。他在京師供養大批藏僧，“出入禁御，京食大官” 。他不斷舉辦藏傳佛教法事，花費也不會少。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費了大量人力、財力。如，正德八年四月，修大慈恩寺方丈，“命工部會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撥官軍三千人、錦衣衛軍士三百人赴役” 。正德十年五月，大護國保安寺大善法王星吉班丹死，“命工部給葬價二千兩” 。武宗崇奉藏傳佛教最大的耗費，則是迎取大寶法王彌覺多吉，舉內府金寶，動國庫茶鹽，勞四川驛作，調千余兵?。繃?，耗費人力、物力難以數計。這無疑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危機。對于明武宗崇奉藏傳佛教的歷程和表現，嘉靖初年工科左給事中安磐有過一個概括：“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后，遂為左右瞽惑，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從事番教。于是，鎖南綽吉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諳，即從事取佛，于是太監劉允馳驅西域矣。十數年間，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咒，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番教無資于祈請，西佛未見其蹤跡，靡費大官，騰謗道路” 。當然，明武宗在京師大量封授藏僧，以在京藏僧為使，到藏區傳達朝廷政令；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為藏僧修建寺塔等，客觀上也促進了藏傳佛教在北京等內地的傳播，加強了漢藏文化交流，對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明武宗崇奉藏傳佛教，荒嬉滛樂，把朝政及宮廷搞得烏煙瘴氣，將明代中期以來諸帝奉藏傳佛教之弊發揮極致，消極影響很大。繼武宗而立的世宗即位后，對明初以來諸帝尤其是武宗崇佛之弊有較為清醒認識，藏傳佛教此后基本退出明朝宮廷，而明武宗就此成為反面典型和后世諸帝鑒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