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與創生西歐文明的三個來源「交融與創生西歐文明的三個來源」( 四 ) _交融與創生西歐文明的三個來

以權利、權力的斗爭為主線，中世紀一系列的政治斗爭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釋。考察分析農民起義、異端運動、貴族反抗王權的斗爭等，都不難看到這些觀念的表露。進入12世紀，隨著權利語境的形成，政治、經濟、宗教以及社會生活領域內的權力、權利斗爭更加激烈。這方面，英國的《自由大憲章》便是典型的例證。《自由大憲章》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限制王權，鞏固并擴大諸侯、僧侶、騎士、市民等的自由與權利，涉及土地、動產、賦稅、債務、人身等諸多問題，可視為個體權利積淀和發展的一次集中表現。此后，《大憲章確認令》、《牛津條例》以及眾多的國會文件，甚至農民起義綱領都涉及個人權利、自然權利或主體權利問題。在中古法國，權利意識雖不像英國那樣強烈，但略加考察同樣可見這樣一條清晰的線索。《三月大敕令》即可視為《自由大憲章》的同類文件，其中也涉及有關國民自由、權利的多方面問題。
三
羅馬法中權利要素的演繹與日耳曼人的傳統相連，同時離不開基督教的作用。基督教作為一種信仰，一種價值系統，浸透了整個歐洲社會，上至國王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在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均占據不可替代的位置。基督教是歐洲生活的一個基本實在，布羅代爾指出：“它甚至在無神論者身上也留下了痕跡，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這點。倫理規則、對待生活和死亡的態度、工作的觀念、努力的價值、婦女和兒童的地位——它們表面上可能與基督教情感毫無關系；不過，一切還是源于基督教。” 比起日耳曼因素和羅馬因素，基督教的影響似乎更為深遠，所以歐洲文明又被一些人稱為基督教文明。
關于基督教思想，須從《圣經》說起。基督教作為救世之說，它對歐洲文明的真正貢獻在于它引進了一整套全新的價值體系，受其影響，西歐人的社會觀念發生了根本變化。
其一，原罪說。“原罪說”在《圣經》中有成型的表述，而后又經神學家多次提煉。先是奧古斯丁，后有托馬斯·阿奎那等系統闡述，成為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基石。按《圣經·創世紀》，一方面，人是根據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人身上的能力為萬物所沒有——人有靈魂，可直接與上帝溝通，人有創造器物的能力，人有上帝一樣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人的知與能是有限的、可善可惡的、被造和被主宰的，據此，人有不可克服的終極困境。如果人肯追隨上帝，就可以靠上帝的恩賜和能力來克服這種局限性；倘若人背離了上帝，屬世的特點占了上風，就會陷于矛盾和混亂中不能自拔。人總在不斷地斗爭，不斷地制造信仰，意圖擺脫卻永遠不能離開上帝帶來的終極困境和深層迷茫。《圣經》選取了亞當和夏娃吃禁果作為墮落的開端，相信吃禁果后“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惡”。這意味著知善惡可以不憑神的指引，人可以如上帝一樣行事，于是喚起了人肉體中的本能的貪欲——人的傲慢自大和對上帝的反叛。人自大地模仿上帝，企圖將自我樹為存在的中心。人與神的秩序被打亂了，所以奧古斯丁說“惡是向著高一級存在的僭越”。原罪的本質是“ 僭越”，即人僅具備有限的智能和德行，卻有著無限的貪欲；或者說，有限的人卻要試圖比附無限的上帝。

文章插圖
Augustine of Hippo
根據原罪說，即使貴為國王、皇帝，在上帝面前仍然是有罪的。這樣一種論證本身就使得國王不能把自己在道德方面打扮成一個完美無缺的人。“原罪說”對“人性原罪”的預設勢必導致世俗權力原罪。對世俗權力的懷疑，使其喪失了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性，這也就為國家權力的對立物預留下了空間。議會一類的政治組織似乎可以想象了，甚至呼之欲出。權力制衡權力的實踐在羅馬時代已出現，但基督教的原罪說才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從而為這種實踐開辟了真正廣闊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