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與創生西歐文明的三個來源「交融與創生西歐文明的三個來源」( 五 ) _交融與創生西歐文明的三個來

其二，政教分離的二元政治觀。基督徒對來世的信仰，降低了世俗政治生活在人們價值體系中的地位。而在基督教看來，由于人的本性，任何政權的形成都無法避免局限性，不可能達到神所具有的至善，所以，他們與國家拉開距離，以保留、懷疑的眼光審視國家。同時，也不完全放棄政治領域，因為人類生活的最高理想——愛的理想——既不能放棄，又無法完全實現，這正是人類的悲劇性現實。基督徒一般承認和服從世俗權威；一方面要服從上帝的權威，另一方面也要服從世俗國家的權力。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圣經》上耶穌用一句很平常的話做了概括：“愷撒的物當歸給愷撒，神的物當歸給神”，此為教俗權力關系的經典表述，即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觀”。
其三，上帝選民說。《圣經》說：“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圣潔的民，耶和華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無論人的世俗地位如何，通過受洗入教，他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成為“新人” 。原罪的教義，不僅使個人成為罪的承擔者，而且靈魂得救也完全是一種個人行為，從而使古老的共同體的統一性讓位于個體性。單個人要對上帝負責，單獨接受審判。審判的根據不是所歸屬的團體，而是本人的行為。上帝關心個人的命運和靈魂得救，通過上帝揀選，每個追隨上帝的人都可能成為天國的選民。這樣的觀念移植到世俗領域，使他們有可能跳出一般尊卑榮辱觀念，為維護個人的自由和尊嚴提供價值論基礎。在中世紀，這種觀念與羅馬法中的個人權利思想元素一拍即合，逐漸融為一體。
基督教不僅貢獻了它的理念，而且直接參與了西歐文明的鍛造。
基督教最初形成后的300年間，基本處于非法地位，遭到羅馬帝國的殘酷迫害。由于基督徒的堅持與堅韌，313年，東西部皇帝達成共識，頒布“米蘭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獲得了合法地位，從此結束了“三百年教難”。到4世紀末，基督教成為唯一合法的宗教。一方面，在政府支持下，基督教的傳播迅速而廣泛，很快覆蓋了帝國全境；另一方面，基督教失去了往昔的自由和獨立，從主教的任免、調動到教義的確定都受到皇帝的控制。在爭取自治權力的早期斗爭中，米蘭主教對皇帝的抵制最為典型。米蘭主教安布洛斯（約340—397 年）明確宣布，皇帝作為基督徒同樣是教會的兒子，皇帝“在教會之中，而不是在教會之上”。一次，皇帝指令把若干教堂交給阿利烏斯派，安布洛斯斷然拒絕，聲稱“宮殿屬于皇帝，教堂屬于主教”，迫使皇帝做出讓步。另一次，由于皇帝對民眾的屠殺，安布洛斯拒絕皇帝參加感恩圣事。卡萊爾指出，作為教會獨立的第一個實際倡導者，安布洛斯清楚地意識到皇帝權力即使在世俗事務中也是有限的。安布洛斯的言行對中世紀教會與國家關系產生了頗為深遠的影響，因為這不是一般的權力之爭，而是在嘗試履行一種新的原則。
這樣一種新原則不是一蹴而就的。日耳曼人入主西歐后，隨著基督教的傳播，整個西歐大地逐漸基督教化。8 世紀至9 世紀中葉，特別是查理曼在位時，教會一度受世俗政權的管轄和支配。751 年，教皇為丕平加冕，其含義相當復雜。一方面， “君權神授”給王權涂上了一層神圣的色彩；另一方面，為國王加冕意味著教皇對王位有批準之權，自然也有罷免之權。總之，這一時期西歐的政治結構雖然已經包含了“二元政治”的基本要素，但就教會與國家的權力關系而言仍然是不確定的，充滿變數的，根據雙方力量的較量在不同時期形成不同的傾向，總體看，似乎向國家政權傾斜的時候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