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偉中|詩可以證嶺南|古偉中|山川|成規|紅棉

文章圖片

□林崗
【古偉中|詩可以證】古偉中兄不愧為詩詞好手。記得五年前他第一本詩集《歲月拾韻》才出版，我也曾寫過幾個字助興。匆匆數年，他的第二本詩集《霜葉集》又來到我的案前。
翻開展讀，才至第五首《南國紅棉》，忽然一個念頭跳將出來：古代章回小說《金瓶梅》《西游記》等，凡狀奇景寫山川描人物述故事，往往附之以詩，曰“有詩為證” ，如何如何；大有單以散句狀物寫人不能作數，必待一首好詩或好詞出來作旁證，山河之美人物之雄才算落到了實處，辦成鐵案。正如嶺南春日紅棉花開，年年如此，可惜天地無言，即便紅云掛滿枝頭，也只是花自開葉自落，無從自證紅棉花開的雄壯美景。必待詩人如古偉中兄這般，用生花妙筆，裝點成詩，與歷代無數的紅棉詩一道，傳頌神州大地的嶺南嶺北。那些從未親證嶺南春日這道獨特風景的人讀了詩句，方才明白“遲日花城花事連，紅棉百丈欲擎天”乃是不易的事實。
辭與物匹配得天衣無縫，于是詩就成了山川景物和人間紅塵的鐵證。而這正是中國詩學可貴的傳統之一：詩是存在的證明。
或以為古代章回上面那些“有詩為證”“有詞為證”的話頭，不過是小說家的方便法門，實在不必再費周章。其實不然，尋常話里有不尋常的意思。詩與文同是語言的運用，但卻從無“以文為證”的說法。 “以文為證”不能形成一個命題，而“有詩為證”已經成為詩論的命題，這顯示了詩與文的差別，其中的微妙值得仔細思量。
鄙見以為文無定法而詩有成規的詩文作法不同是形成這個差別的根本原因。蘇軾自述作文的一段話廣為人熟知：“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蘇軾的話講出了為文的真諦。作文要隨物賦形，所以文無定法；然而寫詩卻有成規。分行字數句數押韻平仄是成規，比興寄托又是另一種成規。無成規則不成詩。作詩如作文的最后結果是無詩有文。
文無定法則難以捉摸，全憑自家在實處暗中摸索，就像一位今日說東明日說西的“證人” ，雖然手頭也有些許證據，如若讓其幫忙，兩肋插刀，無奈言辭閃爍，靠不住，派不上用場。詩則不同，規規整整，如人著裝整齊，端莊有禮，看上去就堅實可信，可靠得多，更兼詩句朗朗上口，辯才無礙，用來做人間萬物存在的“證人” ，是恰如其身份才華的不二之選。所以在中國文明的用詩傳統里，喜慶有詩，嗟怨也有詩；登第有詩，落第還鄉又有詩；飲酒有詩，賞景更有詩；孤獨有詩，應酬還是少不了詩。總之，人間萬事萬物、萬人萬景，無不可點綴以詩作為它們曾經存在過的證據。如同雁過留聲，雁就是那景那人那歷史，在我們的眼前倏忽而過。但它的長鳴卻劃破天空，詩就是雁過長空留下的鳴聲。
正因為如此，歷史學家陳寅恪深知舊詩的真義，創為“以詩證史”的妙法。從詩人昔日的“證詞”里，尋出許多以為早已塵封不見的舊事，勾勒出一幅幅耐人尋味的人生和故舊的畫卷。孔夫子有詩可以“興觀群怨”的說法，愚見以為還可以再補一端——詩可以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