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像卷》——云南史上最牛描工張勝溫，留下一卷天南瑰寶( 二 ) |梵像卷|清明上河圖|張勝溫|張

此后，不知何故，《梵像卷》又由民間流入了皇宮之中。在清朝中期，成為乾隆皇帝珍愛之寶。乾隆特地為畫卷寫了長篇跋文，還命宮廷畫師丁觀鵬進行描摹，裝裱成《法界源流圖》和《蠻王禮佛圖》兩卷。
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梵像卷》隨其他文物一同南遷，其間曾短暫停留于貴州安順。這也是畫卷離開云南幾百年后，與故鄉距離最近的一次。 1944年，畫卷在重慶展出，隨即引發社會各界關注，《梵像卷》及“描工張勝溫”開始走入國內藝術界、學術界的視野。再往后，畫卷又繼續漂泊，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
宋代云南的再現
與《清明上河圖》主要描畫世俗場景不同，《梵像卷》以宗教題材為主。
慧燈寺水患之后，畫卷被裝裱為冊頁，清代之后又將冊頁改為長卷。研究者將繪畫部分標注為128開，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南宋時云南地方統治者段智興率領文武官員虔誠禮佛的場景，第二部分是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和法會的場景，第三部分是天竺十六大國王等參加禮佛的盛況。
全卷共繪佛教和世俗人物628個，其中佛教人物繪有佛陀、菩薩、觀音、龍王、金剛、天神、和尚等，還有最具云南地區佛教特色的阿嵯耶觀音像（圖中寫作真身觀世音菩薩）。世俗人物則不僅有云南地方統治者及其文武官員、士兵、侍從，也有深目高鼻、滿面胡須的外國人物，還有兒童、樵夫、船夫、農夫、客商等形象。此外，畫卷中有龍、獅、象、虎、鹿、孔雀、馬、牛等諸多動物，造型生動活潑。
人物雖多，卻沒有重復，他們神態各異、勾畫精美、栩栩如生。畫卷的用線、用色、構圖、人物造型，各開之間的呼應和整體的控制，都安排得恰如其分。張勝溫對大到佛會，小到畫面中的一隅一角，都非常用心地描繪。正如著名藝術史家李霖燦先生所言，此畫是“中原宗教人物畫的嫡系正統……魏晉隋唐壁畫大師的流續遺風典型猶存” 。
值得注意的是，《梵像卷》不僅是魏晉隋唐宗教人物畫流續遺風的體現，而且張勝溫也在畫卷中展示了高超的山水畫技巧。例如第1-6開的背景是蒼山十九峰，玉帶云猶如腰帶系在了峰嶺之間。第101開，再次繪畫了蒼山，山腳之下，則是水波蕩漾的西洱河。大理的美景，以及怪石、松樹、垂柳、花草就這樣自然地在畫卷中鋪展開來，令觀者心馳神往。
畫卷中的很多世俗場景，為我們了解唐宋時期云南的政治、社會狀況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圖像證據。比如，第80開的左下角繪有搭建腳手架造塔場景，讓我們得以了解諸如崇圣寺三塔等云南唐宋時期佛塔是如何建造的。其余如母親哺乳、兒童玩耍、審判懲戒、耕田犁地、屋舍橋梁等民風民俗也都在畫中有所展現。又如，雖然唐宋時期云南的服飾、兵器等有著相關的文字記載，但因為有該畫卷進行佐證，便讓相對抽象的文字記載瞬間變得具體起來，讓我們得以直觀地知曉其真實的樣貌。而圖中所描繪的東南亞、南亞各國人物，則反映了宋代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關系。
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產物
《梵像卷》是內地與邊疆文化交流融合后所開出的一朵絢麗的文化之花。前已述及，張勝溫在畫法上承續了魏晉唐宋以來宗教畫和山水畫的技法。此外，研究者也普遍認為，包括《梵像卷》在內的云南漢傳佛教繪畫，受到了成都大圣慈寺壁畫的影響。
唐宋間，大批名畫家相繼在大圣慈寺作畫，宋代人曾說， “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 ”我們可以大膽猜想，由于地理相隔較近的原因，當年云南的一些畫師會慕名前往成都大圣慈寺進行描摹學習，張勝溫本人可能曾親履實地，或者師承于某些曾在內地學習的畫家。所以，張勝溫的工筆勾勒，以及濃淡干濕的筆墨變幻，采用的是正統的五代和宋代的山水畫技法。同時，畫卷上的書法，有很濃厚的唐代“寫經體”的特征，與敦煌經卷相似，這也表明當時的云南在書法藝術上多以內地為藍本進行學習。《梵像卷》無愧為中國古代繪畫作品的“天南瑰寶” ，也是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