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情緒|網絡亞文化是邊緣青年的高雅文化嗎？( 三 ) 負面情緒

【負面情緒|網絡亞文化是邊緣青年的高雅文化嗎？】以含混溢出既定文化秩序
在傳統社會視角中，人們會認為某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好” 。誠然，各階層慣習的特征來源于各階層的社會條件，在皮埃爾·布爾迪厄看來，對“文化的”和“經濟的”方面相對富有的人來說，更容易產生“閑適”“優雅”的觀念，而更多面臨生存的迫切問題的階層來說，其慣習更多指涉“必需品的品位” ，也就是基于“樸素實在”和“直截了當” 。
我們應當漸漸認識到，這種觀點有些過于激烈地將個體表現為既定階層文化的純粹產物，但尤其在當下網絡空間，隨著更多具有含混意義的文化產品創造出來，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界限，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在網絡上走紅便是很好的例證。其最初的《張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鑰匙放在哪里了》，將社會生活中的片刻點滴以傳統意義上的高雅文化的形式呈現出來，將“樸素實在”“直截了當”的內容以“閑適”“優雅”的形式表達出來，這種難以區分高雅文化或是大眾文化的樣式，對既定文化秩序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從傳統觀念來看，合唱屬于藝術世界的范疇，一般由被定義為藝術家的人們圍繞著專業化的知識和技能組織起來從事高雅文化活動，而接受文化活動的“閱聽人”亦有一定藝術鑒賞水平。在保羅·迪馬喬看來，在文化產業中所處位置不同的群體會基于不同的原則對藝術進行等級劃分。藝術家試圖通過使用“專業等級”來控制自己和他人聲望的發展，例如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家想將作為藝術形式的高等文化小說與女性寫的流行小說區別開來。但我們應當清楚地看到，既定的文化秩序中含有的人為規制的因素，在當下網絡空間顯得并不那么有力。一般來說，文化客體通常是自行其是的，有時其內容異常豐富但解讀卻很困難，但在網絡空間，無論是享譽世界的大師，還是藝術院校的畢業生，都要接受網民基于自身條件和判斷能力的審視，而由網絡空間得到的評判、傳播固然攸關于藝術水平的高低，也關乎于網民的個體喜好。對于《張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鑰匙放在哪里了》來說，無需對樂理知識、歌詞創作談出一二，只要一個簡單的“好聽”“有趣”就已經足夠了。而對于合唱團的成員來說，原本人們對從事合唱工作人士“專業”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期望也因其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而消解，成為對藝術世界高度專業化的反叛。
尤爾根·哈貝馬斯認為，日常生活的社會世界——“生活世界”——已經被“體系”所遮蔽。約翰·霍爾、瑪麗·尼茲在《文化：社會學的視野》中對此進行了解讀，認為這種變化的出現部分是因為社會生活的體系理性化過程侵入了生活世界，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通過科層化的政府體系，以及生產商品、服務和信息的企業體系組織起來，這一特征影響了環境、城市的特征、我們的食物、獲得健康的方式以及治療疾病的方法等。也就是說，日常生活的領域已經日益被外在的“體系”所組織，技術、社會力量等規定形成了一個對文化秩序的規定。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等的出現，與既定的意義和事物的體系相區隔，出現了并不帶有強烈權力意味的難以稱之為秩序的文化現象，去除了傳統高雅文化世界中包含的特定展示場所、文化監控人、閱聽人等，更重要的是，借此高雅和通俗已經產生了文化的混淆，或者說邊界與以往相比顯得更加交錯。
于茫茫大漠中另造巴別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