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迎春|今日批評家｜?董迎春：語言本體的書寫( 二 ) |海德格爾|董迎春|詩歌|寫作

批評是寫作的產物。批評的寫作聽從內心，對知識與思想充滿天然的向往與沖動。批評的寫作，走向人性深處的幽暗觀照，走向寫作者自我身份的積極認同。追求真誠的學理貫通，讓生命激情融入作品細讀。從文本出發，從體驗出發，從否定出發，在質詢與發現中建構當代詩學的可能。
20世紀西方現代哲學家尼采、海德格爾、胡塞爾、德里達、福柯等從語言自身著手首先要破解的便是這種中心化的語言“邏格斯” ，通過差異、延異的思維、理念生成批判的、反思的現代哲學——“解構”觀念，不斷顛覆、消解語言。批評的寫作，正是從外部世界的疏離關系走向了內部意識深處的審視與探析。遠離跟風、媚俗，保持寫作者的風度與智慧，恪守批評的寫作身份與責任。與生命為友，與事實、真相為友，把語言、詩學、生命、真相彼此融注，從語言本體的書寫中發現自我、確定自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4年第3期
批評家印象記
時代的異鄉人與形而上的反抗
——詩人董迎春及其詩歌批評
楊有慶
真正意義上現代詩人董迎春誕生于2008年。這是我曾經做出的最偏執的斷語。這種判斷其實源于我個人對現代詩歌的定義：一種個人化的生存和言說方式，即用某種現代詩歌言說方式傳達現代個體的全部生命體驗。
在2008年之前，董迎春已出版《愛欲內外》《沉重的肉身》與《后現代敘事》三部詩集，已在詩歌的道路跋涉了十余年了。同時他作為講授詩歌課程的大學教師，創辦“常跑讀書班” ，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喚醒學生對文學尤其是詩歌的熱愛。可以說，從高郵師范開始，直到后來參加工作，董迎春一直生活在詩歌中，對他而言，詩歌是生活的基本倫理之一。但在個人化的詩歌表達方面，他早期詩作先是受海子抒情詩的影響，是青春期某些碎片式的“詩意狀態”的抒情化表達，其后則是德里達解構思想觀照下的漢語文學化表達，對一切宏大敘事進行文學解構，總的來說是處在他本人所說的“詩歌學徒”階段， “從詩人手中流向生命意象的死亡/和殘廢的詩稿，那是所有青年人匯成的生命的溪”（《初次》）。直到2008年才找到屬于其個人的獨特詩歌言說方式，實現了向完整意義上的現代詩人之蛻變。因此，從他2008年及之后的詩作和批評文字出發，才能更好地勾勒作為現代詩人和詩評家的董迎春之精神輪廓與漫游軌跡。
一
我之所以濃墨重彩地強調2008年這個時間概念對詩人董迎春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對尼采、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與薩特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閱讀、思考和理解忽然在其2008年創作的《水書》組詩中井噴式顯現出來。他在《水書》中對此轉變有詩意的表達：“從背后忽然有光竄過來，抱住前方彎曲/的樹枝。我扛著一袋米，泥土中筑著糧倉，但我/必須生活在塵世中——那些影子，云集之處， /一定醞釀有革命。 ”（《奔》）所謂“革命” ，對一個詩人而言，大概包含思想體驗與語言表達兩個層面的漸變或突轉。
在《水書》中，時間、偶然、虛無、孤獨、身體、荒誕等存在主義命題得到了重量和回響，對故鄉、愛情、青春、信仰、理想與現實的叩問使得他的詩獲得了思想質感。從此，存在主義沉淀為董迎春詩歌的底色，不斷在其后的組詩《漫游者之歌》與長詩《二零一二·情詩》中加深，也推動他的詩歌在內容上不斷“向內轉” ，轉向對生命的存在論層面的體驗與追問。
“要看透一個詩人的靈魂，就必須在他的作品中搜尋那些最常出現的詞。這樣的詞會透露出是什么讓他心馳神往。 ”波德萊爾的這句話被董迎春置于詩集《漫游者之歌》之前，并在其詩學論文中頻頻引用。如此青睞不僅表明對其的認同及詩學主張的契合：詩人是用詞語雕刻靈魂肖像的手藝人，也昭示著某一更深層面上與海德格爾之“語言是存在的家”的秘響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