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迎春的詩歌中 , 對現實與人生的體驗往往呈現為對“時間”的審視與體悟:“時間的意味 , 摻和著不可言說/的悲哀 。 ……這時代之痛 , 誰也不會陌生 。 ”(《教育書》)在時間中感受到的不可言說的悲哀、孤獨與絕望 , 構成了“時代之痛” 。 同時 , 正是這難以言說的時代之痛導致對時間的省思成了他詩中反復出現的主題 。 “時間在窗外徘徊/恭候夜幕降臨//夕陽西下/仿佛埋葬某種秘密 。 ”(《偶然》)時間的流逝猶如深沉的夜色 , 將一切埋葬在黑暗中 , 成為難解之謎 。 “我默默體驗著時間的靜止 。 直到面容/被記憶完全吹裂 。 ”(《大事件》)在不舍晝夜的時間之流中 , 他選擇以一種面朝過去、退想未來的姿態 , 而記憶具有強大的力量 , 也醞釀著救贖的可能 。 在少年時期的詩作中 , 他寫道:“我舞動那輪月亮/收割金色的詩句/然后在麥田里譜曲/ 唱在黃昏之前 。 ”(《割》)這種對故鄉的含情脈脈的青春歌唱隨著現實故鄉的淪陷漸行漸遠 , 取而代之的是對這失落的沉思 。 而現在 , 故鄉對他來說美如情人 , 卻遙不可及 , “時間弄疼了守望的眼神”(《我》) , 在時間中逝去的注定無法回歸 。
對時間以及時間中事物無可挽回之命運的清醒認識 , 使董迎春感受到“靈魂 , 大地的異鄉者”與人終有一死的痛苦 。 這種痛苦在他的詩作中體現為對“異鄉者”身份與死亡宿命的沉思 。 所謂“異鄉者” , 其本質特征如海德格爾所說:“始終都在途中” , 永遠都是漫游者 。 這種漫游猶如幸福的苦役 , 像風一樣 ,“四處為家 , 無名無姓/聚成煙云/俯瞰大地上的蟻群/累時 , 就灑成河流/在水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云南行》) 。 身為永恒異鄉人的漫游者 , 一方面擺脫了庸碌的日常生活 , 可以在高空俯瞰眾生的“沉淪”;另一方面在獲得精神的慰藉時又不可避免地被孤獨侵蝕 , “孤獨一半是幸福/幸福之外 , 便是孤獨” (《廣袤》) 。 相對于這夾雜著幸福的漫游者之孤獨 , 作為漫游者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 , 因為“人生的終點就是死亡 , 是人人必須面對的” 。 對此 , 詩人問道:“誰能逃過一塊石頭的追問?/一個內在的人怎能看清他的影子?”(《藏書樓》)石頭雕成的墓碑像個嚴峻的審判者 , 拷問著終將一死者生命之意義 。 死亡如影隨形 , 從不離開 。 每個人都必須接受自己的死亡 , 因為死亡是“此在剛一存在就承擔起來的去存在的方式” 。 對死亡這一個體生命存在最本真的可能性 , 董迎春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而最終的道路/只退至三寸墓地”(《十三月》) 。 終將一死是人必然面對的命運 , 但在這必然性背后隱伏著偶然的身影 。 生命的誕生是偶然的事件 , 注定其終結也是偶然的 , 因為“我是一件偶然的藝術品/并時刻準備著被打碎”(《有贈》) 。
這種已成為永恒的異鄉者的命運 , 以及終將一死的結局所帶來的痛苦 , 猶如一道難以彌合的裂隙 , 不斷撕裂著 , “并不是撕破成分崩離析的碎片 。 痛苦雖則撕開、分離 , 但是它又把一切引向自身 , 聚集入自身之中” 。 董迎春選擇“在語言中維系今生” , “詞語”成了他反抗孤獨與虛無的最后寓所 。 他寫道“我獨自推敲詩句 , 構筑自己城堡 , 用舊詞形容故鄉”(《食糧》) , “誰寫信/誰就是今晚最幸福的人;/誰讀詩/他瞬間返回故鄉”《孤寂之詩》 。 寓居在語詞中 , 通過詩歌來克服現世的焦慮 , 修復塵世的信心 , 是他最后的堅守 。 “我一直把自己懸置在日歷之外/語詞是我真實的故鄉 。 ”(《日歷之外》)語詞成為最后的故鄉 , 終有一死者必須重新學會在語言中棲居 。 選擇寓居在語詞中的詩人 , 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從時代喧囂中抽身退步 , 自我放逐 , 注定成為永遠在路上的漫游者 , 成為時代的異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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