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為什么是背信棄義之人?漢高祖對后代做了哪些缺德事? _背信棄義

如果要談論漢高祖劉邦的人品，可能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劉邦是有大義之人，但心中也有自己的小算盤，特別是到了劉邦晚年也沒少做糊涂事，不過在歷史上很多皇帝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年紀一大就開始犯糊涂，而且容易起疑心還暴怒，反而不如年輕時候的狀態。劉邦也曾違背過自己的諾言，而且還影響了之后好幾代人。其實在封建時期的一國之君，想要權衡好各方利益是非常難的，對于劉邦來說，自己是繼秦王之后第二位統一全國的皇帝，所以內心難免會以己為重，造成有考慮不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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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軍功爵的尷尬命運，自漢王朝建立，即已注定。
一
三解的文章中，曾經多次引用過“漢高帝五年詔”，見《漢書·高帝紀》：
軍吏卒會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其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于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之前已經討論了秦國、秦朝軍功授爵制的一貫邏輯和細節，漢高帝的這份詔書，正好可做印證，提到了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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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軍全軍60萬人都邁過了大夫爵門檻;(秦朝應該沒這么多“大夫”爵)
七大夫以上，即公大夫爵以上，可以獲得食邑;(和《商君書·境內篇》記載秦制一致)
“非七大夫以下” ，也就是“大夫”、“官大夫”免個人及一戶的徭役;
七大夫、公乘以上都是高爵;(和《商君書·境內篇》記載秦制一致)
“諸侯子”和“從軍歸者”分稱，說明是身份不同的兩種人;(秦制未顯示)
高爵當“先與田宅” ，高帝曾多次詔令，仍未執行;(秦制未顯示)
高爵有“封邑” ，比擬小邑君主，所以顏師古注釋“爵或人君”為“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和《商君書·境內篇》記載秦制一致)
秦時非官吏的“公大夫”以上爵位者，與縣令、縣丞分庭抗禮，而漢初的縣級官吏已經不把這個等級的“高爵”當回事，讓他們等著辦事兒;(本即追述秦制)
強硬要求郡守、郡尉及長吏督促部下官吏按照法令規定授予對應爵位田宅，同時對高爵者予以禮遇。(秦制未顯示)
整體來看，“漢高帝五年詔”中展示的漢初爵制與秦爵制除了授予田宅和禮儀尊重的現實無法實現，在制度規定層面區別不大，唯一一個可能的區別即在于“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而秦的“右庶長”、“五大夫”應該都有分封“宗邑” 。
“宗邑”也就是“封邑”和“食邑”應有一定區別，《商君書·境內篇》中的記載就有區別：
故爵大夫，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
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
這里涉及“邑”的，就有稅邑、賜邑兩種說法，又最后歸結到“五大夫”爵身上統一為“稅邑六百家”，考慮到《睡虎地秦墓竹簡·奏讞書》的信息顯示，五大夫爵有家吏，也就是說，在商鞅變法時的“稅邑”等于“食邑”，約等于“封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