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生特別重視教育事業，歷任地方官時，每到一地，必興辦學校，培養人才 ， 致力于改變當地的士風和民風 。他在朝廷主政期間，更是將教育變革列為朝政革新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力求從根本途徑入手 ， 全面改造宋代士階層的素質 ， 以達到新政的終極目的 。范仲淹的所作所為，首先是由北宋政治和社會環境決定的，其次當然與他堅定的政治理念和不懈追求密切相關 。
宋代帝王的建國決策和佑文措施，導致宋代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改變，在宋代官場形成了興辦教育事業的熱潮 ， 這是范仲淹特別熱衷于教育事業的大背景 。
唐末五代，士風敗壞 ， 世人寡廉鮮恥，趨利忘義 。歐陽修對此感慨良多，說：“五代之亂極矣 ， 《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 。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于亂世 ， 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新五代史》卷34）北宋田況也感慨說：“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義之風蕩然矣 。”（《儒林公議》卷上）北宋初年，承五代舊習 ， 士風衰弊，士大夫少有氣節 。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時大多隨時更變主子 。如宰相范質 ， 五代時歷仕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入宋為相 ， 宋太宗評說其“欠世宗一死”（《宋史·范質傳》） 。宋太祖朝名宦陶穀，歷仕后晉、后漢、后周，其為人“奔競務進”、“多忌好名”，“（宋）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 。’太祖甚薄之”（均見《宋史·陶穀傳》） 。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馮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時 ， “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新五代史·馮道傳》） 。時論顛倒如此，正是當時士風的真實體現 。王夫之概括且斥責說：“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并肩矣；繼所并肩者，已而俯首矣；終所俯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鶴立，而洋洋自得矣 。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宋論》卷1）
【諸葛憶兵 范仲淹傳,范仲淹教育思想】趙宋代周而起 ， 除了統一南北、恢復國內經濟、重建國家制度等要務以外，弘揚士德 ， 改變士風，便是當務之急 。宋代帝王“與士大夫治天下”，士風盛衰，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命運 。所以 ， 宋代從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風的建設，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力興辦教育 ， 以儒家思想為依歸，教育和培養新一代知識分子 。《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3載：“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 ， 置學舍 。上既受禪，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圣、先賢、先儒之像 。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馀贊，車駕一再臨幸焉 。”宋太祖趙匡胤“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長編》卷7） 。他認為只有讀書才能改變官員隊伍結構和官員素質，甚至說：“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 ， 貴知為治之道 。”（《長編》卷3）宋太宗自稱“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 ， 不為勞也”（《長編》卷24） 。帝王的重視和倡導 ， 在兩宋形成風氣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說：“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 ， 衍輯語錄 。然后號為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 。”興辦學校，編輯教材 ， 甚至成為宋代官員必做的“形象工程”，風氣之盛 ， 一至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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