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逐客書》的文體特征 _文體

《諫逐客書》是李斯給秦王的一個奏章。這件事是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國宗室貴族借韓國派水工修灌溉渠，陰謀消耗秦的國力，諫秦皇下令驅逐一切客卿。秦王讀了李斯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見本文說服力之強。
作者先談歷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國君召士納賢為例，強調重用客卿之重要。接著再談現實，作者列舉秦王的愛好，諸如昆山之玉，隨和之寶，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劍，所乘之纖離之馬等等，都是來自諸侯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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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效性首先是《諫逐客書》具有明顯的實效性。實效，就是要講求實用，注重效果，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藝文那樣，優游浸漬，潛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務”，它的目的是為了完成特定的公務，它的功能是可以解決實際的問題。從本質上說公文是一種實用性程式性的文書，以此區別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公文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衡量公文實用性大小的一個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時必須事先預計效果，辦理時講究效率，客觀上注重功效。
徐望之《公牘通論》指出：“事前體察周詳，令出務求實效。”這說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聞，謀事惟期其必達” 。一篇公文，如果實用性不大，效果不顯著，就很難說是上乘之作。因此，實效性顯著，應是好公文的重要條件。以此看來《諫逐客書》正是具有實效性顯著的特點。這篇公文最成功之處就在于，該文一上秦王，就達到預期的目的，收到滿意的效果。
司馬遷在《李斯列傳》中曾這樣敘述過李斯上書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當時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憑此上書,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變為留客、用客、重客，這就不能不承認《諫逐客書》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實效性在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論斷典范其次，《諫逐客書》在“對事的論斷”方面堪稱典范。筆者以為“對事的論斷”應視為公文的一個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內容，論斷是對公文內容的表達方式。“對事的論斷”體現了公文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顯然，公文須有事，劉勰所說“言事于主”、“指事造實” ，徐望之所說“謀事惟期其必達”、“尚實事不尚虛文”，都指出公文的內容就是事，因為公文就是辦實事的。但是公文在表達事時，不必對其來龍去脈進行具體的敘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點到為止。公文對于事，主要是用“論斷”的方法。
正如《公牘通論》所述，“陳言論事”、“公文本質，重論斷” 。論斷是個合成詞，包含論和斷兩個方面。斷，判斷、決斷之謂，對事的是非、得失、功過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對事的實施提出一定的辦法。論是論事理，要受文者承辦事務，必須把事理論說明白。簡言之，斷就是要辦什么事，論就是辦這事的理由。論是斷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論清說透，斷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乏說服力。
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種不同，對事論斷的情況也有差別，如下行的君命文種，比較偏重于斷,凡戒敕、廢立、告諭、政令等，都顯示獨斷的至高權威，而上行文種的章、奏、表、議等則較側重于論（當然也應有斷），凡諫說、勸請、陳乞、彈劾、執異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論說何以達其目的。況且上奏文種面對的是國君這個特殊對象，更要情至理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