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國防重地，是如何在襄樊之戰中被蒙古大軍攻破的？ _襄樊

襄陽之戰是蒙古帝國統治者消滅南宋政權的一次重要戰役，是中國歷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關鍵一戰。這次戰役從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將阿術進攻襄陽的安陽灘之戰開始，中經宋呂文煥反包圍戰，張貴、張順援襄之戰，龍尾洲之戰和樊城之戰，終因孤城無援，咸淳九年(1273年)呂文煥力竭降元，歷時近6年，以南宋襄陽失陷而告結束。接下來歷史資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自康王趙構定都臨安以來，南宋的國防形勢一直極為嚴峻。大片國土的喪失，不僅使南宋防御作戰失去了廣闊的戰略縱深，經濟實力也遭受巨大損失。更由于北方山關河川地化為敵有，使得長江、淮河成為南宋在應對女真、蒙古利用快速機動能力而發動猛攻之時的最后防線。江、淮防線對于南宋國土防衛的重要性，也成為士人的普遍共識。
歷仕高、孝兩朝， “三洪”之一的洪遵就曾說道：“南方以水為險，所恃以立國者長江爾。中興以來，以兩淮為藩籬，以長江為門戶。”理宗朝臣程珌也說：“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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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于屏障長江的兩淮地區，以及長江上游所在的四川地區，宋廷一直極為重視，著力加以經理。
一、忽必烈時期的滅宋戰略再調整
對于蒙古而言，雖然兩淮地區更為靠近南宋的統治中心，由此突破最為便捷，但因兩淮地區河道漫布，塢堡甚多，作為國防體系的核心區域，南宋將精銳之兵盡集于江淮之間，以騎兵見長的蒙軍不僅優勢兵種不能得以發揮，又由于水軍尚弱，始終無法擊敗以長江為依托的南宋水軍而深入東南。
1. 舉棋不定
雖然兩淮地區戰略地位極為緊要，但蒙軍也僅能與南宋維持相持之勢。因此，等到一心滅宋的蒙哥繼位為汗，基于與南宋對于江南防御重在兩頭的相同判斷，以及在“借道滅金”時期深入川蜀作戰的成功經驗。
在通過“斡腹之謀”開辟西南戰場，加強各條戰線的對宋攻勢的同時，便將四川地區作為南進的攻擊重點，企圖通過占領長江上游，在南北夾擊荊襄之軍的配合下，達到順流而下東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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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蒙軍在強大的攻勢下攻陷成都，并對川西地區造成了極大破壞，但由于彭大雅、余玠等人對以釣魚城為代表的山城防御體系的不斷完善，使得蒙軍始終無法徹底擊潰宋軍的四川防衛力量。
加之宋廷已洞悉蒙古沿江東進的企圖，加強了重慶等沿江地區，特別是四川與荊襄連接之夔州路的防備，并通過荊襄戰區不斷對四川前線進行支援，致使蒙軍由上流而下的進軍計劃始終無法得逞。隨著蒙哥死后諸王爭位戰爭的爆發，蒙古也就暫時放松了對南宋的進攻。
景定五年(1264)，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鞏固了蒙古汗位。待國內局勢得到穩定之后，南下攻宋的計劃便再次提上日程。鑒于江淮、四川戰場突破作戰的失敗，以何處作為南進的切入點，成為其首待解決的問題。如前文所述，早在蒙哥南侵之時，奉命出師荊襄的忽必烈對于蒙軍舍近求遠，以四川為主攻地區的作戰計劃便持反對態度。
而對謀士杜瑛提出的“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搗其背”的計策則表示了極大興趣。忽必烈繼位之后，在召集臣僚商討平宋對策時，部將郭侃再次提出了從荊襄地區實行中路突破的計劃。由于朝中對于以襄樊為突破口的進軍計劃有不少反對之聲，致使忽必烈雖然更傾向杜瑛等人的建議，但遲遲未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