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看來 , 三代時期先王所制定的“什一稅”是維護二者平衡的最優選項 。 盡管三代時期的賦稅名稱不同 , 夏代是“五十而貢” , 商代是“七十而助” , 周代是“百畝而徹” , 但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 也就是“皆什一也” 。 當然 , 孟子視不同情況還提出了不同的收稅方式 。
他說:“請野九一而助 , 國中什一使自賦 。 ”意思是說 , 在郊外實行九一稅收 , 在城市實行什一稅收 。 在野外實行井田制 , 每份井田九百畝 , 中間一百畝為公田 ,四周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取百畝) , 而八家共同照料公田 , 收入歸公家所有 。
可以說 , 孟子的井田制雖然具有非常濃厚的理想化色彩 , 但的確是探索維護公私關系平衡的一種有效的方案 , 也是孟子“仁政”藍圖的經濟基礎 。
當然 , 只給予百姓有效的經濟保障還不夠 , 諸侯國君還要樹立“民為邦本”的觀念 。 《孟子·盡心下》篇提出了“民為貴 , 社稷次之 , 君為輕”的時代最強音 。 在孟子看來 , 能夠得到萬民的擁戴才能成為天子 , 能夠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成為諸侯 , 能夠得到諸侯的信任才能成為士大夫 。
所以 , 萬民是一切爵位、俸祿的基石 , 萬民自然也理應成為天下的最貴者 。 如果危害萬民的根本利益 , 就可以更換天子 , 危害國家根本利益 , 就可以更換諸侯;如果祭祀用的三牲膘肥體壯、谷物潔凈 , 并歲時祭祀 , 國家仍然發生了旱澇等自然災害 , 就可以考慮更換社稷 。
從孟子的論述中 , 人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早期儒家的“敬德保民” 和“民為貴”思想的深邃性 , 并且其對傳統中國社會國家治理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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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繼承孔子的“孝悌”說 , 提出“堯舜之道 , 孝弟而已矣”的觀點 。 從性善論的角度 , 他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是不需要論證的 , 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實現 。 他舉例說“徐行后長者謂之弟 , 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孟子·告子下》) , “徐行后長者”是人人皆可以做到的 , 只是現實中的人們不去做而已 。
北宋學者陳旸解釋說:“孝弟者 , 人之良知良能 , 自然之性也 。 堯舜人倫之至 , 亦率是性而已 。 豈能加毫末于是哉?”楊時解釋說:“堯舜之道大矣 , 而所以為之 , 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 ,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 , 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 ”意思是說 , “堯舜之道”并非人們想象中的高深莫測 , 只要效法就會變得簡單易行 , 而起點是從傳統的“孝弟” , 也就是從“徐行后長者”開始 。
當然 , “徐行后長者”只是一種內在敬畏觀念的外在表現 , 是一種社會道德教化的基本原則 。 孟子認為 , 在飽食、暖衣、逸居等基本需求滿足之后 , 社會還必須進行人性的道德教化 , 他說:“人之有道也 , 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 , 則近于禽獸 。 圣人有憂之 , 使契為司徒 ,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 君臣有義 , 夫婦有別 , 長幼有敘 , 朋友有信 。 ”(《孟子·滕文公上》)這“五倫” 是孟子提供給傳統中國國家治理的重要法寶 , 一個人無論處于怎樣的位置 , 他總能從中找到相應的職責 。 只要人人能夠認真遵行 , 社會就能安定 , 天下就能太平 , 甚至會出現早期儒家心目中的“大同”世界 。
孟子為實現他的“仁政”理想 , 仿效孔子游離于當時的大國之間十四年 , 希望梁惠王、齊宣王等大國的國君能夠“不嗜殺人” , 希望他們通過實行“仁政” , 最終實現天下的“定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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