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離婁上|《孟子》國家治理之道要義｜魏衍華 |為政|孟子·離婁上|魏衍華|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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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書中蘊含著豐富的國家治理思想，包括政治框架、經濟模式、道德教化、規矩意識、生態治理、軍事外交等，但它的要義或者核心則是“仁政”學說。那么，何為“仁政”呢？用孟子的話說就是“先王之道”“堯舜之道” ，用范祖禹的話說就是“治天下之法度也” 。在孟子看來，任何時代的天子、諸侯皆會有“仁心仁聞” ，這是由人的“性本善”所決定的。
然而，要在國家治理中實施他心目中宏偉的、帶有理想色彩的“仁政”藍圖，僅僅有“仁心仁聞”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將它落實到具體的國家治理實踐之中。衡量的標準則是天下百姓能否“被其澤” ，治理之政能否“法于后世” ，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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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實施“仁政”藍圖應該從何處著手呢？孟子也給出非常明確而清晰的思路，也就是他說的“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然而，為何正“經界”對孟子的“仁政”學說如此重要呢？
他本人解釋說：“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 ”（《孟子·滕文公上》）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田土的界限不合理，井田的大小就不均衡，作為俸祿的收入就不合理，自然也就給世俗的暴君和貪官污吏提供了可乘之機。
所以，早期儒家特別注重禮制，也就是《荀子·禮論》開篇說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 。應該說，孟子的“經界”說與荀子的“禮論”說具有內在一致性，都是為了遏制戰國社會中人的爭斗欲望。
孟子之所以說“正經界”是“仁政”學說的開端，是因為只有泯滅掉為政者的貪婪，消滅其內心固有的私欲，才能使他們更好地為百姓服務，才能使他們不與民爭利。這很容易使人們想到《孟子》開篇所記批判梁惠王“何必曰利”一語。
在孟子看來，作為國家的為政者特別是諸侯國君，其工作的重心就是在他的管轄范圍內培養社會的仁義之風，也就是孟子講的“亦有仁義而已矣” 。按照通常的理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禮記·中庸》）；按照朱熹的理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 ”（《四書章句集注》）應該說，二者的內涵應該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強調為政者要具有為政之德，特別強調維護普通百姓的基本權益，這是孟子國家治理思想的根基。
孟子一方面強調諸侯國君“何必曰利” ，另一方面強調“民事不可緩也” 。他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孟子·滕文公上》）普通百姓是否有道德操守，是否能有廉恥之心，取決于為政者能否使他們擁有“恒產” 。
假如普通百姓沒有“恒產” ，他們就會放縱自我，就會胡作非為，就會以身犯險。百姓的行為一旦觸犯禮法，為政者就不得不給予他相應的懲罰，這等于是陷害老百姓于不義之中。所以，有志于效仿先王實行“仁政”的諸侯國君們，就必定懂得謙恭節儉，就必定懂得禮待下屬，并且遵循先王制定的“什一稅” ，使國家稅收在百姓的“恒產”和國家的正常運轉之間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