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先生為首的古學家對大禹治水的真實性提出了很多質疑 。其實早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白鳥庫吉就曾針對堯、舜、禹皆非歷史人物這一主張 。這些說法至今仍有不小影響 。不過,國內多數學者并不認同顧氏的主張,畢竟諸多早期文獻載有禹治洪水的故事,想把它們一筆抹煞是不可能的 。只是這些故事確實包含不少神話成分 , 需要認真加以清理,以便弄清禹時期是否真的發生洪水、洪水的性質,以及禹治洪水的真相等問題 。
【大禹治水的新證據是什么】商人也早已知道前朝發生洪水的故實 。甲骨卜辭中的“昔”是會意結構,意謂洪水之日;“災”字形像川水被壅為害,這些都表明商代以前發生過洪水 , 且深深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之中 。
近年發現的西周中期青銅器豳公盨銘文,有助于廓清疑古學者的部分懷疑 。這件出自西周貴族之手、帶有訓誡意味的銅器銘文,十分清楚地記敘了禹治洪水的故事,等于向世人昭告疑古學者所持的禹治洪水出于戰國時人假托的說法為無端臆說 。
銘文首稱“天命禹敷土,陶山浚川” , 一則表明,在周人心目中,禹乃是同周文王、周武王、商湯一樣的受命之君,他通過治理水患而有德于民,而非什么天神;再則表明,禹的治水方法為“浚川”,即疏浚小的河川,此與文獻所載他“疏川導滯”的治水方法并無二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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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采取這種治水方法,不過是要促使被淹沒的土地盡快顯露出來,以便重新分給廣大民眾,也就是所謂“敷土”或“布土” 。至于銘文中的“陶山”,則是對付洪水的另一種方法,即累土為丘,人居其上,以躲避洪水 。《淮南子·齊俗訓》稱“禹之時 , 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 , 擇丘陵而處之”,說的就是這個事情 。
豳公盨銘文有關禹治洪水之事 , 固屬后人對前代史事的追記,但它描述的禹治洪水的具體情節,卻很符合夏代國家興起的那一帶地區的地理環境和考古調查的情形 。禹時的洪水決非一場遍及天下九州的洪水 , 它只發生在禹領導的部族聯盟居住的范圍內 。
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學者試圖從氣候或地理環境的角度論證大禹治水的時代與背景,如將大禹時期的大洪水歸結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氣候變化 。
公元前2000年前后確實是個重要的轉捩點 , 該時期的氣候變化對中國文明的早期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氣候變冷引發的相對濕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造成當時中國北方異常洪水多發,從黃河上游、中游到下游均發現洪水的沉積證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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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 , 問題關鍵是要弄清禹所遭遇到的這場洪水的性質及其發生地域 。根據文獻記載 , 禹的治水實不過是對其所居住地域發生的大面積洪澇災害進行的排澇、開挖溝洫以便疏通積水的工作,即如豳公盨銘文所說的“濬川”、《論語·泰伯》所說的“盡力乎溝洫”一類性質的工作 。
由此論及洪水發生的地域亦即禹部族之居處,必在黃河中下游平原一帶地勢低洼之處 。即處于西邊的太行山及東邊的泰沂山地兩個高地之間 , 并處在古代黃河與濟水之間,按《禹貢》九州的劃分屬于古兗州 。這里不僅地勢低洼 , 而且河網密集,湖沼遍布 , 一旦發生洪水,境內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 , 易造成長期不去的水澇 。故而古代河患的記錄幾乎全是在這一地區 。
除以上地理形勢的分析外,古代文獻中亦留下了兗州與禹時洪水相關的記錄 。這些文獻一致認為,夏朝的建立與大禹治水密不可分 。如《國語·周語下》稱“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便是將禹接受天命擁有對天下的統治權,歸結為他通過治水使萬物重新獲得生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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