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城孕育出了唐人獨特的審美觀( 四 ) _出了

時代性：服裝形式的發展，除了符合人們的群體心理，要輕便實用外，還與時代密切相聯。例如鞋，它是服裝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天寶以前，隨著胡服在長安的盛行，靴作為配套服飾也頗受歡迎。后唐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載：“靴者，蓋古西胡服也。”“其制短靿黃皮，閑居之服。”貞觀時馬周改變靴制，“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咸服之” 。一直到唐代宗時仍令宮人侍左右者，皆著紅錦靿靴，歌舞者也都著靴。中唐胡服過時以后，婦女們則多穿高圓頭、方平頭、尖小頭、云形、花形、重臺、如意等式樣的蒲履、絲履、線鞋、麻布鞋，小且淺，行動更輕便。從新疆吐魯番唐墓出土實物和西安出土女俑鞋履來看，唐人鞋子上還繡織或裝飾各式花樣。雖然文武官吏還穿著靴子，但婦女們著靴則已少見，這就說明靴的穿著是有時代性的。
民族性：唐代服裝雖然從異質文化中汲取養料，但卻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里。例如褲褶服本是盛行于南北朝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的服裝，唐貞觀二十二年，朝廷令百僚朔望日服褲褶入朝。天寶中，朝廷規定朱褲褶為京官六品以下朝參之衣。但在安史之亂后，人們認為服裝的外在形態以及整個胡人生活模式對長安社會起著銷蝕的作用，要以漢族的服裝來激發人們的民族之心，因此貞元十五年罷褲褶之制。這種以胡服非古之禮服，不符合漢民族的心理習慣為借口而加以摒棄的做法，表明唐代在打開大門吸收外族文化時，還是以民族的、社會的效果作為檢驗服裝的基礎。同樣，為了消除本民族的渙散，唐朝對入居長安的胡人改穿漢服也進行干預，大歷十四年朝廷下詔鴻臚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國之服”，表面上是針對“商胡偽服而雜居者” ，實際上是預防給本民族心理造成消極影響。
流行性：唐代婦女服裝流行性比較典型的是下裳的裙，其中最時髦的是中青年婦女喜歡穿著的石榴裙，唐詩中有許多描寫，如李白詩“移舟木蘭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詩“眉欺楊柳葉，裙妒石榴花”等。石榴裙作為一種鮮艷的紅裙，給人以鮮明、奔放、熱烈的感覺，洋溢著青春的、明快的氣息。裙子不僅流行色彩嬌艷，流行式樣也多，比如李群玉“裙掩六幅湘江水”的款式，王建“兩人抬起隱裙”的花紋，孫棨“東鄰起樣裙腰間，剩蹙黃金線萬條”的裝飾，劉禹錫“農婦白纻裙”的顏色，皮日休“上仙初著翠霞裙”的質料，都說明裙式服裝的流行得到了各階層婦女的喜模樂仿，是由長安大眾共同心理傾向形成的。

文章插圖
上述這些特征說明長安氣象不是空泛的名詞概念，也不是史料的層層堆積，而是活生生展現在人們面前的風貌神態。具體地說，唐代服裝是當時生活方式鏈條中一個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環節，它是長安世道人心變遷的前奏，其開放的程度往往成為社會轉折的標識，其變化的速度則又經常成為民心趨向的碑記，所以服裝的變化要牽動許多社會現象。雖然統治者企圖禁止服裝的越禮逾制，以實現等級名分、循禮蹈規的理想社會模式，但在長安這樣政治、經濟、文化重疊交融的中心地，恰恰發生著以服裝為代表的審美觀念、民族精神、時代氣勢、思想意識等方面的變革，這種多維、多變、多樣形態的出現確是統治者始料不及的。
三
氣象是由比較具體的萬物與人物來體現的，從服裝形式的初步印象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基調，從款式審美可以領會到內在的氣質，從外在色彩可以發現人們的心理世界與環境氣氛。通過這樣三個環節使人認識到唐代服裝與其他歷史時期的風格大不相同，不僅在于漢晉的冠冕變成了隋唐的幞巾，更重要的在于民族精神融匯了外來的文化營養，既花團錦簇又大方開放，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這是各個朝代都沒有的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