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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大學堂1912年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
科舉改革真正發揮實效是在1901年 , 此時的清廷開始施行“清末新政” 。 這一年清廷延續了1898年的科舉改革 , 下令:“著自明年為始 , 嗣后鄉、會試頭場考中國政治史論五篇 , 二場試各國政治藝策五道 , 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 。 1901年的科舉改革 , 第一場考的是中國史事 , 第二場考的是西學內容 , 而第三場考的才是四書五經 。 這道命令還特意強調:“以上一切考試 , 凡四書五經 , 均不準用八股文程式” 。
清廷雷厲風行的詔書雖然獲得了好評 , 但卻苦了士子 。 這道詔書是在1901年8月份下達的 , 但次年就要舉辦鄉試了 , 不到一年的備考時間讓士子們陷入了深深的擔憂之中 , 對西學一竅不通卻只能硬著頭皮上考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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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讀書人形象
二、天大的笑話
在1901年科舉改革之前 , 除了少部分有志于西學的讀書人以外 , 絕大部分讀書人都對西學極為陌生 。 在突如其來的科舉改革面前 , 他們變得驚慌失措 , 以至于鬧出了不少的笑話 。
首先要說的是 , 印象中科舉考試極為嚴格 , 為保障考試公平公正 , 實行“搜檢”“鎖院”“謄錄”制度 , 但是到了晚清 , 這些制度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 。 例如 , 以前是不允許攜帶相關書籍進入考院的 , 但到了晚清 , 這一制度遭到徹底的破壞 。 呂海寰在同治三年第一次參加鄉試時 , 以為考場規矩甚嚴 , 因此不敢帶片紙進入考場 , 結果一場考試下來他才明白 , 這些規矩全都是“具文” , 之后的考試他就將書籍順利帶進了考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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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作弊考場
科舉改革之后 , 首場的中國史事與西學內容紛繁復雜 , 士子們難以掌握 , 因此極度依賴當時出版市場上的各種史學、西學書籍 , 考試時夾帶書籍幾乎成了慣例 , 大家都心照不宣 。 但是就算是夾帶書籍進考場 , 對西學知識極度陌生的士子們 , 還是笑料百出 。
《選報》上曾經刊登過這樣一件事 , 一個士子在自己所攜帶的書籍中看到了“拿破侖與英將威靈頓戰于某地”一條 , 就誤將拿破侖認為是法國人拿著破舊的輪子與威靈頓作戰 , 由此得出法國十分落后的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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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侖
這樣貽笑大方的例子不在少數 。 《新小說》里面收錄了不少當時的科舉笑話 。 其中一則還和大名鼎鼎的路德有關 。 當時的考題問的是:“問西方文藝復興 , 與路德新教最有關系 , 能言其故歟?”湊巧的是 , 當時中國也有一位路德 , 是一位專門研究八股文的先生 , 他出版了大量關于如何寫八股文的著作 , 而且他的著作流傳甚廣 , 當時的讀書人對他都很熟悉 , 就像現在考研黨熟悉肖神一樣 。 陰差陽錯之下 , 這個士子就將中國的路德誤認為了西方的路德 , 在試卷上豪氣干云地寫下了這段文字:“自百年以前 , 人心不古 , 士皆騖于奇邪之說 , 文風殆將掃地……有路閏生(路德)先生 , 著《仁在堂》九種 , 而文藝正宗始以復興 。 ”這就是著名的“東西兩路德 , 傻傻分不清”的笑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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