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譯者的創造：是“黃河之水天上來”，還是“為有源頭活水來”？ |詹姆斯·喬伊斯|竺可楨|錢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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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一個春日，陽光和煦，清風吹拂。郭沫若閑坐書齋窗下，正著手翻譯英國詩人托馬斯·納什（ThomasNashe）的短詩《春》（Spring）。全詩筆調輕松浪漫，不急不緩地點染出田園牧歌式的春日鄉野：陽光溫柔，老婦曬暖，鮮花新綻，少女環舞，情侶攜手漫步于羊群牧笛之間，溫暖的空氣中醞釀著甜蜜。不過，這首春日頌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倒不是這一派明媚動人的韶華，而是那陣陣清脆的啼鳴：“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詩人巧設音節，在各個詩節的末尾不斷地重復此句，營造出春天特有的鮮活與俏皮，堪稱點睛之筆。
郭沫若并不打算將其簡單轉換為漢語中的擬聲詞，而是想另辟蹊徑。他擱筆遠望，只見窗外天空掠過幾只布谷鳥，隨后帶出幾聲有節奏的啼唱，竟與詩行的擬聲效果出奇地相似。沉思片刻，郭沫若終于等來了乍現的靈光：“啁啁，啾啾，哥哥，割麥、插一禾！”原詩止于自然之聲，譯詩卻別出心裁。 “啁啾”是漢語對鳥鳴的象聲，而“哥哥”既是“咯咯”的諧音，同時也是一聲略帶嬌羞的呼語，自然引出后面的促耕——“割麥、插一禾！”郭沫若創造性地運用擬人手法，使飛鳥平添了“人”趣，讓人耳目一新。大膽創造，向來是郭沫若譯詩的標簽，但若率爾認定這句“鳥語”源自其獨出心裁的原創，則未免有失確當。
其實，人格化的飛鳥在中國文學里古已有之：唐宋時的“恨別鳥驚心”（杜甫）、“衡陽燕去無留意”（范仲淹）早已將人的情愫賦予飛鳥；到明清， “鳥催農事日紛紛”（止庵法師）， “布谷飛飛勸早耕”（姚鼐），飛鳥勸事農耕的叮囑亦是常見；到了建國初期，學童口中更是紛紛唱到：“小鳥說，早早早，你為什么背上小書包” 。而郭沫若還更進一步，發揮浪漫主義想象，通過一聲含羞的“哥哥” ，將飛鳥與人的關系從“通感”、“共事”發展到“與話”的新境界。
如果說這聲“哥哥”是妙手偶得，那么緊隨其后的“割麥、插一禾”則是來自竺可楨的“他山之石” 。新中國成立之初，郭沫若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竺可楨任副院長；待竺可楨高齡入黨，郭沫若熱情贈詩，稱贊其“老當益壯高山仰”；1963年，由中國科協創辦、郭沫若題寫刊名的科普雜志《科學大眾》第一期刊登了竺可楨的科普小品文《一門豐產的科學——物候學》。文章雖旨在科普，闡明自然與人類活動的關系，卻寫得別具情志：“布谷鳥開始唱歌，勞動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麥插禾。 ’……花香鳥語，草長鶯飛，都是大自然的語言。 ”如此看來，郭沫若增譯的這句“割麥插禾” ，很有可能即是出自同事兼好友竺可楨的這篇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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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通過翻譯，過往的文學記憶得以激活，經過譯者的再創，在全新的文本和語境中重獲新生。然而，若不格外當心， “淮南之橘”卻有可能移植失敗，淪為“淮北之枳” ，就連大翻譯家有時也難以幸免。
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s）翻譯的《紅樓夢》在英語世界中堪稱經典，其譯作在保留原作文學性的同時，還充滿了巧妙靈活的創造。如在二十九回中，賈府眾人在端午期間到清虛觀打平安醮，已陸續下車，一小道士卻因剪蠟花忘了離場，正欲逃離卻不想沖撞了王熙鳳。小道士被鳳姐猛抽一嘴巴，還沒等回過神來，又被賈珍帶到賈母跟前，在賈府的浩蕩排場和威嚴派勢下“一手拿著蠟剪，跪在地下亂顫” ，這便是曹雪芹為鳳姐“厲害”提供的明證。為此，霍克斯將跪在地上的小道士比作零落在地的枯葉，譯為：“The boy knelt down in front of her, the snuffers – now restored to him – clutched in one hand, trembling like a leaf” 。這里特意增設的比喻“trembling like a leaf”（像樹葉一樣顫抖）把“顫”字給寫活了：孤獨、無助，令讀者為他心生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