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辨偽中的認識誤區( 二 ) |古籍|漢書·藝文志|嚴可均|孫

正確認識“古書通例”
有些學者喜歡用余嘉錫等總結的“古書通例”反駁辨偽研究。誠然， “古書通例”固然有對古籍辨偽糾偏的一面，但很少有學者注意到，有些“古書通例”本身只是對前人古籍辨偽成果的總結，并不能據此盲目否定辨偽研究結論。
比如， “古書不皆手著”這條通例，最早論及該問題的是清人孫星衍和嚴可均。孫星衍《〈晏子春秋〉序》稱：“（晏）嬰死，其賓客哀之，從國史刺取其行事成書……晏子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 ”嚴可均《書〈管子〉后》云：“近人編書目者謂此書多言管子后事，蓋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 ”孫星衍、嚴可均的論述，大概皆因《四庫全書總目》而發。唐代以前，學者大多認為《管子》《晏子》即管子、晏子所撰。宋以后學者始多有懷疑，《四庫全書總目》在此基礎上認為《晏子》并非晏子所撰，而是后人編次的晏子事跡傳記，又認為《管子》“大抵后人附會多于（管）仲之本書” 。孫星衍、嚴可均則意在替《晏子》《管子》辯護，認為兩書的內容雖然多非晏子、管子自撰，但仍可視為晏子、管子之書，而不應視為偽托附益或后人所編傳記，因為古書本來就“不皆手著” 。
孫星衍、嚴可均提出的“古書不皆手著”確實與部分先秦古書的成書方式相符合，具有學術價值。但就具體的古書而言，卻并不都能套用此“通例” 。即使孫星衍、嚴可均認為《晏子》《管子》是賓客、門弟子或子孫撰定，其實也只是一種可供參考的猜測，并無實據。嚴可均甚至套用此通例為《鬻子》辯護。《四庫全書總目》提出，鬻子號稱年九十見周文王，而書中卻有周成王問及康叔封衛事，顯為后人偽托附益。嚴可均《〈鬻子〉敘》卻稱：“蓋《鬻子》非鬻熊一人之語……古書不必手著，《鬻子》蓋康王、昭王后周史臣所錄，或鬻子子孫記述先世嘉言，為楚國之令典。 ”嚴可均認為《鬻子》成書于西周， “諸子以《鬻子》為最早” 。其說顯然站不住腳。孫星衍《〈燕丹子〉序》亦套用此通例為《燕丹子》辯護，認為是先秦古書，恐怕同樣難以成立。由此可見， “古書不皆手著”雖然符合部分先秦古書的成書方式，但不可泛化理解。如果把“古書不皆手著”當成對古籍辨偽的否定，凡辨偽研究指出書中內容與其書標榜的時代不符，皆套用此通例去辯解，就會重蹈嚴可均、孫星衍之覆轍。
合理使用出土文獻
有些學者過于推重出土文獻，凡有與古籍辨偽相關的出土文獻，往往認為出土文獻能糾正前人古籍辨偽中的“錯誤” 。但實際上，有時并非如此。比如，南宋葉適懷疑孫武并無其人，《孫子兵法》是戰國時處士偽托之作。日本學者齋藤拙堂《孫武辨》更進一步認為：“今之《孫子》一書，是孫臏所著。 ”“孫武與孫臏，畢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臏是其綽號。 ”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很多學者認為這可以給前人對《孫子兵法》的懷疑畫上句號。但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出土文獻能證明的，一是今本《孫子兵法》為西漢以前的古書，二是西漢存在《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兩部不同的書。但學者懷疑《孫子兵法》，大都只是懷疑其成書于戰國而非春秋，一般并不會認為其成書于西漢以后。至于西漢存在《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兩書，這在《漢書·藝文志》中早已有明確記載，學者更從未懷疑否定過。《孫子兵法·用間》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銀雀山漢簡本卻作：“……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師比在陘；燕之興也，蘇秦在齊。 ”如果銀雀山漢簡本更接近《孫子兵法》的原貌，則其中提及戰國末的蘇秦，顯然與春秋時代的孫武不合。雖然這也可以理解為漢簡本在流傳過程中有增衍而非該書原貌，但畢竟亦無實據，總體而言仍是稍有利于“偽托說”的佐證。《孫子兵法》的真偽及其成書年代問題相當復雜，自然不能據此只言片語下結論，而有待學者的深入探討。但聲稱銀雀山漢簡本能結束《孫子兵法》的真偽爭議，顯然也不符合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