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辨偽中的認識誤區 |古籍|漢書·藝文志|嚴可均|孫

【|古籍辨偽中的認識誤區】古籍辨偽是對古籍的真偽及其成書年代問題的研究，是文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文獻學從一開始就特別重視古籍辨偽。被推為文獻學鼻祖的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就已關注古籍的真偽問題。劉向《〈晏子春秋〉敘錄》云：“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為者。 ”班固《漢書·藝文志》及其自注皆依據劉歆《七略》編纂，反映的是劉氏父子的研究成果。《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著錄《文子》9篇，自注：“似依托者也。 ”又著錄《力牧》22篇，自注：“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 ”又著錄《大》37篇，自注：“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語。 ”凡此皆指出這些古籍標榜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并不可靠，實為后世偽托古人所著之書。
辯證看待前人辨偽方法
劉向父子之后的歷代文獻學者，也都很重視古籍辨偽，形成了源遠流長的辨偽傳統。清代考據學興盛，更將古籍辨偽推向新的高度。以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為代表的辨偽研究，在清代學術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民國初年，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一方面繼承中國古代的辨偽傳統，另一方面吸收西方學術理念與方法，由“辨偽書”進而“辨偽史” ，提出“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影響極為深遠。
在“古史辨”學派的帶動下，古籍辨偽一度成為顯學，眾多學者參與辨偽研究與討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毋庸諱言，在疑古思潮的籠罩下，一些學者的辨偽研究過于輕率與激進，對部分古書的辨偽存在證據不足而輕疑輕斷的弊病。近幾十年來，隨著出土文獻研究的推進，學者對先秦古書的成書及流傳演變方式的復雜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因而對前人辨偽研究中“疑古過勇”的傾向提出質疑。在這種背景下，學界又漸漸興起“走出疑古”的學術潮流。
“走出疑古”思潮自有其積極的學術價值與意義，但部分學者過于強調“走出疑古” ，也出現一些矯枉過正的不良傾向。一些早有定論的偽書，如偽《古文尚書》等，也常有學者強作翻案文章，卻未能合理回應前人的辨偽證據。甚至有些學者對辨偽研究本身抱有某種偏見，有意無意地貶低乃至否定古籍辨偽研究。
比如，關于古籍辨偽的方法，明代胡應麟提出“辨偽八法”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進一步歸納為“辨偽十二公例” ，又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總結為“從傳授統緒上辨別”的八法，以及“從文義內容上辨別”的五法。有學者對此逐條批駁，認為皆不能成立。梁啟超總結的辨偽方法，幾乎將歷代學者辨偽的主要方法都囊括其中。如果這些辨偽方法皆不能成立，無異于全盤否定古籍辨偽研究的合法性。但實際上，這些辨偽方法并非不能成立，只是不能孤立運用而已。
以梁啟超所說的第一條方法為例：“從舊志不著錄，而定其偽，或可疑。 ”這是從目錄學角度考察古籍流傳的證據，如果一部標榜時代很早的古籍，卻在早期的書目中未見著錄，當然很可疑，這是古籍辨偽最基本的方法。反駁者卻據余嘉錫《古書通例》“諸史經籍志皆有不著錄之書”來否定此辨偽方法。這種批駁方式是先將此辨偽方法孤立化、絕對化，然后再論此方法不足以辨偽。這忽略了辨偽方法本身需要相互結合綜合運用。 “孤證不立”是考據學的信條，不能孤立運用一種方法辨古書之偽。梁啟超之所以加上“或可疑”三字，說明已認識到并不能據此孤證絕對化地辨偽。余嘉錫提出“諸史經籍志皆有不著錄之書”后特別聲明：“非為一切偽書作辯護也……除海舶傳來，石室發掘，斷無伏匿數千百年之理。若《古三墳》《子華子》之突出于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於陵子》《天祿閣外史》之突出于明，偽妄顯然，不得并援此例。 ”余嘉錫同樣承認梁啟超總結的這一辨偽方法的合理性。反思前人的辨偽方法，指出這些方法可能存在的例外，無疑是有益的，但如果簡單粗暴地否定辨偽方法，恐怕并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