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辨偽中的認識誤區( 三 ) |古籍|漢書·藝文志|嚴可均|孫

筆者舉這個例子，并不是要否定出土文獻在糾正古籍辨偽誤判上的價值，而是提醒學者應更客觀公正地看待出土文獻與古籍辨偽的關系。出土文獻固然重要，但未必都能解決古籍真偽問題。應該承認，一些出土文獻確實能糾正前人對古書真偽問題的誤判，如宋代《崇文總目》懷疑傳世《晏子春秋》并非《漢書·藝文志》著錄之本，而是古本亡佚后的偽托之書，清代管同更進一步認為是六朝人偽托。銀雀山漢墓出土《晏子春秋》后，當然就徹底推翻了這些懷疑。但也有一些出土文獻證實了前人的辨偽，如清華簡《傅說之命》3篇，與傳世古文《尚書》的《說命》幾乎全不相同，就極有力地證實了閻若璩等對古文《尚書》的辨偽。當然，更多的情況則是出土文獻既無法證實，也無法否定前人的辨偽。
或許有學者認為，古籍辨偽是否定性、破壞性的研究，甚至因此對古籍辨偽抱有某種反感。其實這種態度是不可取的，古籍辨偽的本質是對古籍作者與成書年代的文獻學研究，即考辨古籍真正的作者與其標榜的作者是否一致，真正的成書年代與標榜的成書年代是否相同。古籍辨偽的目的并不是要破壞、否定古書，而是將古書置于合適的歷史坐標中。比如，對《列子》的辨偽研究，考辨《列子》并非先秦古書，而是魏晉時期的偽作。這對先秦古書而言，似乎是否定性、破壞性的，致使先秦減少一部古書。但換個角度看，既然《列子》是魏晉時的偽作，那自然就可看作魏晉著作，可用以研究魏晉時期的思想文化，這對魏晉時期古籍而言則是建設性的。因此，只有將真書誤判為偽書，才是破壞性的；將偽書考辨清楚，去偽存真，無疑是建設性的。古籍辨偽與證真，本是一個事物的兩面。任何嚴謹的古籍辨偽，在研究過程中都需同時考慮真與偽這兩種可能性，在權衡真與偽的證據之后作出最終判斷。因此，辨偽與證真都是文獻學研究的組成部分，不應強分軒輊，區別對待。
張之洞《輶軒語》稱：“一分真偽，古書去其半。 ”雖語涉夸大，但歷代古籍中存在大量偽書也是事實。這些偽書有些已被發現，有些尚未被發現；有些已經論定，有些則仍有爭議。因此，在文獻學研究中，古籍辨偽研究仍任重道遠，需要文獻學者長期共同努力。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編輯：何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