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流水井、大小馬站書院群：書聲奪市聲( 二 ) |嶺南金融博物館

合族祠書院主要用途有三,1,應試。逢鄉試、會試之年,為各房子弟赴省或赴京應試提供住宿及修習備考的地方。 2,供奉祖先牌位、舉行春秋祭祀和頒胙儀式。 3,各房因公晉省(侯委、納糧、訴訟)暫寓之用。
由此可見,合族祠書院雖無講學功能,但當年赴省城參加府試和鄉試的宗族子弟,都住在這些宗祠書院里,考完試以后,又在書院里等候放榜,可以說這里的一磚一瓦與教育、科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那為什么這些合族祠書院會集中在北京路一帶?饒原生解釋說:“清代貢院在今天的越秀中路,學政衙門在今天的西湖路。而合族祠書院主要是為應試族人服務的,那么選址多會圍繞在這一帶。有點像這些年興起的高考或考研時的考試房,自然多集中在考點附近。 ”
與商品經濟發展有一定關系
廣州合族祠書院的興起,與清中葉逐漸走向繁榮的商品經濟有著一定的關系。
據《眾人太公和私伙太公:從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設施看祠堂的演變》一文:“祠堂之能普及民間,蓋起源于朝廷的倡導,而其主要原因則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同商品經濟互為表里,才得到充分的發展。它們通過務賈來增強宗族的經濟實力,在強大的經濟基礎支承下,又通過業儒來躋身仕途,謀求社會地位。雙重追求,兩者互為補充。而通向功名利祿的‘正途’惟有讀書,接受教育。 ”
根據《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清代以來的廣州合族祠研究》,廣州的合族祠書院大都建自清康熙年間及以后。當時,廣州商業繁華,商品流通及人口移動頻繁,到廣州參加鄉試的各地士子不斷增長。省內各姓紛紛聯絡本縣多個同姓宗族,或聯絡數縣、數十縣姓宗族,彼此以“房”的名義合資參與,在廣州城買地買房建立宗族背景的姓氏書院,作為各地本姓子弟應試和因公晉省暫寓之所。
蘇慧穎則介紹,據同治《廣州府志》記載,自康熙以來,貢院號舍不斷擴增,“貢院號舍的增多,表明科舉應考的人數在不斷增加。亦表明社會群體希望通過‘業儒’來躋身仕途,謀求社會地位。遠離省城的邊緣宗族為應對科舉應試的需求,而不得不在廣州城內尋求落腳點,在某種程度上也催生了合族祠。 ”他說。
廬江書院內現保有12通石碑。從刻于清嘉慶十三年(1808)的《房份次序碑記》、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重修廬江書院碑記》中可以看出,廬江書院的收入主要來自宗族的捐獻、其名下的物業租金及店鋪的收入等,而這些收入主要用于房屋的修繕、祭祀設施的修筑等。
談及合族祠與商業運作之間的聯系時,蘇慧穎特別提到一通“還我嘗業”碑。碑文主要講述了何家子孫何玉衡在擔任族產協理期間,私自將族產六間商鋪抵押變賣給張氏,何家后人通過法律訴訟,終于拿回了族產的六間商鋪。
通過對碑刻的釋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窺合族祠的經濟信息。 “‘嘗業’也稱嘗產,俗稱‘公嘗’,是同一家族或宗族各房共同占有的公共財產。 ”蘇慧穎解釋,“廬江書院的日常運作,除了管理宗祠本身之外,還涉及到一定數量的經濟產業,所以置業和管業也是主要的經營活動。在置業層面,一旦積蓄稍有寬裕,宗族會馬上置業出租收取利益。由于涉及到的是共同財產,所以置業時,必須要求各房主人同意或共同參與。但是,為了提高運作效率,宗族會選舉‘值事’‘協理’‘任事’等負責‘嘗業’的日常管理和運營。何玉衡便是在擔任‘協理’期間,利用職務的便利,私自變賣‘嘗業’,因此引發了族人爭訟。 ”
在饒原生看來,廬江書院經過200多年的歷史,在2019年成為華南地區首家綜合性金融博物館,內在亦有聯系。 “廣州作為千年商都,金融歷史文化底蘊深厚。而能建合族祠書院的多為廣府的名門望族,說明經濟條件好了,就希望子孫博取功名。俗話說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讀好了也可以更好地做生意。 ”饒原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