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則科學評估了莫高窟的價值和現狀,確定了原則、目標、措施、程序,對工作形成很強的指導 。經國家文物局批復同意、甘肅省政府發文公布的《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 , 至今已完成了95%的工作內容 。
“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并不完全是一個理論問題 , 更是一項實踐工作 。樊錦詩在對莫高窟長期的保護管理實踐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前瞻性的寶貴看法 , 形成了依據法律法規進行遺產保護管理的思路 。強調保護工作的長遠規劃和可持續性、引進國際合作機制、運用先進的科技成果等思路 , 都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理論提供了重要參考 。”趙聲良說 。
傳承與燭照
“千做萬做,學做真人 。樊錦詩很純粹,純粹就是美 。她賦予他人一種精神的光照 。”
——北京大學教授顧春芳
身居大漠,樊錦詩何以有這樣的獨到眼光和強大氣魄?這也許與她的經歷有關 。
她生于北平(現北京),父親是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工程師 。她在上海愚園路的公寓里成長,喜歡逛博物館,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 。
在北大,她浸潤在濃郁的學術氛圍中,受教于一流學者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深深感染著她 。“我做事受到這個影響,不是腦袋發熱就做,要求實嚴謹、好好論證 。”
到了敦煌,一批批兼具情懷、擔當與學識的前輩為她引路 。常書鴻、段文杰、史葦湘、歐陽琳、霍熙亮、孫儒僩、李其瓊……樊錦詩逐一羅列了20余位前輩的名字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畢業于高等學府的他們,舍棄大城市的生活來到戈壁大漠 , 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
“沒有老先生們的開創 , 沒有他們的長期堅持,就沒有敦煌文物事業的不斷發展 。苦都讓老先生們吃了 。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走了 , 我們不該忘記這些人 。”樊錦詩說 。
敦煌,也讓她結交了一大批對文化遺產懷有赤誠熱愛的國內外友人 。2016年,在與敦煌研究院合作逾25年時,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在洛杉磯舉辦了一場敦煌特展,同期舉辦了超過300人的大會 。“很多人都沖著樊錦詩來 。她到場后 , 是持續、熱烈的掌聲,十分轟動 。”榮新江回憶 。
丈夫彭金章給了樊錦詩傾力支持 。兩人是北大同學,畢業后樊錦詩遠赴敦煌,彭金章則來到武漢大學,參與創辦了考古學專業 。原定3年后樊錦詩回去,未曾想兩人分隔兩地達23年之久 。期間,彭金章承擔了育兒等大部分家庭責任 。
1986年,彭金章調往敦煌 , “按傳統,女的跟男的走,但我選擇跟她,又怕什么呢?”樊錦詩則說,像老彭這樣的丈夫“打著燈籠也難找” 。
從武漢大學到敦煌研究院那年 , 彭金章49歲 。對一個學者來說,那正是學術成果涌現的黃金期 。彭金章放下了主業商周考古,從零開始了莫高窟北區考古 , 這成為樊錦詩一個很大的心結 。直到2000年后,3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研究》等成果出來 , 樊錦詩心里的石頭才算落了地 , “沒有讓他在事業上留下空白” 。
也許,正是這些,長久地滋養著樊錦詩 。而樊錦詩其人其行,也不斷地滋養著他人 。
——她既節儉,又大方 。
樊錦詩住的是莫高窟旁60平方米的房間,喝酸奶一定要用水涮喝干凈,去酒店會把已開封沒用完的香皂打包帶走 。
“她出差時不讓人陪同,哪怕一人拿兩大箱子書 。她去北京就住在景山后街一個半地下室的賓館,一天152元,喝水要自己拿熱水壺接,電視也不知道是哪里淘來的 。但房間很干凈,也安靜 。每次吃飯也一定是樊院長買單,她要來發票,再當著大家的面撕掉 。”程亮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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