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青銅文化研究的六個重要課題 _中國

核心提示
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緣于多種因素，是個綜合性的大課題。僅是從青銅文化角度來探討中國早期文明，但是鑒于青銅器對中國早期文明的深刻影響，如能深入研究，必將切實推動相關課題的研究。
關于早期青銅文化對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作用和影響，近年來獲得了許多研究成果。但是，筆者感到有必要在以下六個重要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1.中國青銅器起源
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的碳14年代接近公元前3000年，其內出土的青銅小刀被認為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器，在遺址的兩座灰坑中還發現有冶煉銅的殘渣，這表明該青銅小刀有可能是在當地生產的。但由于對林家遺址及類似的馬家窯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似乎未能更深入開展，至今仍不能確知馬家窯文化時期是否切實已有冶煉和鑄造青銅器的手工業，因此中國青銅工藝萌芽階段的情況尚不能明確。
在中原地區，河南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王灣類型）灰坑中出土的容器殘件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用復合范鑄造的青銅容器，同一灰坑中出土木炭的碳14年代約為公元前1900年前后。在同屬龍山文化王灣類型的河南臨汝煤山二期遺址中也出土過冶煉銅的遺跡與遺物，并沒有發現鑄造青銅器所用的陶范。
在使用復合方法鑄造青銅容器之前，必定有一個較長的煉銅與鑄造的時段，但這方面的考古工作迄今尚未有重大進展。在二里頭文化之前，中國黃河流域雖已有青銅的冶煉與鑄造歷史，但是學界對其認識和了解有限。因此，對中國早期青銅冶煉與鑄造起源的研究無疑是中國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課題。
2.探尋二里頭文化都邑
二里頭文化被多數中國考古學家視為中國青銅時代的開始階段。但實際上，二里頭遺址二期只有小件的青銅器物（如鈴、小型工具、牌飾等）出現，而作為二里頭青銅器物標志的長流、束腰、平底、三細足外撇的爵，直至二里頭遺址三期時才出現，鏃、戈、戰斧等青銅兵器與大型夯土建筑也是在三期發現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600年左右。
二里頭遺址三期的青銅爵造型較為復雜，器壁厚度1—3厘米，鑄造這類爵使用的復合范在組合技術上較難，要求有較好的內外范定位技術與銅液灌注技術。而較成熟的冶鑄技術突然出現于二里頭遺址三期，這表明青銅冶鑄術很有可能是從二里頭以外地區遷轉過來的。在二里頭遺址之外應該另有早于二里頭文化三期且比較發達的二里頭文化都邑存在。如果二里頭文化確是夏文化，那么探尋二里頭文化都邑實際也是進一步探尋早期夏文化。
3.夏、商青銅文化研究
二里頭文化四期的碳14年代約為公元前1550年左右，大體已進入商代，其墓葬中已出現青銅爵與斝的組合。青銅爵或爵與斝組合是二里頭文化四期時該文化主體族群（或即夏遺民）隨葬禮器的基本組合形式，并與二里崗下層時期商人隨葬禮器的組合形式近似。其原因或是夏遺民隨順了商人的禮器制度，或是在這一時期商人與夏遺民采用了接近的青銅隨葬禮器組合形式。不僅如此，二里崗下層時期商人的青銅爵、斝、盉以及直內條形援戈、雙翼式鏃的形制也明顯與二里頭文化四期同類器物的形制相近同。
這說明約在公元前1550年左右，豫西地區兩種主要的青銅文化——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下層文化有著相近同的青銅禮器制度。從青銅器研究角度看，當時主要活動于冀南、豫北、豫中、豫東及魯西南的商人族群與主要活動在豫西、晉南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族群（夏人），處于同一個青銅文化圈內，有著相同的青銅文化發展水平。這當然也可能是先商時期的商人族群加速文明進程的一個重要表征。鑒于青銅冶鑄對二里頭文化及早期商文化的發展所起的重要推動作用，加強對夏、商兩大族群共同的青銅文化，特別是青銅冶鑄遺存的考古研究，應是中國文明探源研究中最有意義的工作。
4.尋找支撐青銅工業的銅礦
上述包含較多共同因素的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下層文化青銅文化圈，之所以聚集于黃河中游地區，特別是豫西、豫中及晉南地區，必然與其附近有較易獲得的銅礦及錫礦資源有關。尋找這一時期支撐兩個王朝青銅工業的銅礦所在地，應當列為中國早期文明研究的重要課題。
有學者通過分析這一時期二里頭文化與商人青銅器中的微量元素，認為礦源在長江流域甚至較遙遠的西南地區。但我仍覺得位于晉東南的中條山脈地區最值得關注，這里可能是當時交通運輸條件下較方便的銅、錫礦料來源渠道。現在已有一些從事冶金考古的學者在努力探研，但仍需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來證實。
5.二里頭文化時期青銅容器會否有西方文化因素
二里頭文化三、四期與二里崗下層時期的青銅爵上都帶有窄長的流，這種流的形制，在中亞乃至西亞地區時間相近似的青銅容器中亦可找到。二者之間有無關系呢？美國學者胡博（Huber）曾以伊朗南部地區出土的有流器（器身像爵而無足）及類似于觚的青銅容器為例，意在探討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爵（及陶觚）的形制是否有西方文化因素。這類問題牽扯諸多方面，值得探討。
6.商人與北方族群的青銅文化互動
商代后期，商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豫中鄭州地區遷至豫北安陽地區。遷移的原因雖然有諸多說法，但據武丁甲骨刻辭顯示，來自晉、陜、內蒙古、冀北高地的北方半農半牧或游牧族群的東進、南下，給商人造成了嚴重威脅，這可能是使商人決定將都城北遷的重要因素。
武丁卜辭中具體記載了當時與商人有頻繁戰事的北方族群，從中可以推知這些族群主要活動于太行山東西兩側的晉中、晉東南與冀西北地區，其活動空間正好與晉西、陜東北山地及冀北山地（延至遼西）的北方青銅文化諸類型相聯系。這些青銅文化中有非常典型的北方式銅器，而這些器物中有一些也已發現于殷墟區域內同時期的文化遺存中，這也暗示了商人在此時期與上述鄰近區域北方族群的頻繁戰爭。
這些戰爭雖然是為爭奪自然資源與人力的較量，但同時也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與手段，并至少在如下幾方面促進了商人青銅文化的發展：一是有銎兵器及工具的使用；二是雙輪、單轅、雙駕馬車的應用；三是與馭馬技術相關的弓形器（多為商人仿造與改造的形制）及青銅車馬器的使用；四是銅鏡之類借助上述北方青銅文化而與中亞地區交流所得到的生活用具。
與商人作戰的北方族群，也通過戰爭獲得了若干種青銅器物，甚至學會了塊范法鑄造技術。青銅文化互動，實際上也是中國黃河流域與廣闊的歐亞草原區域的文化互動，這無疑是一個具有廣闊前景的重要課題。
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緣于多種因素，是個綜合性的大課題。以上六個研究課題，僅是從青銅文化角度來探討中國早期文明，但是鑒于青銅器對中國早期文明的深刻影響，如能深入研究這些課題，必將切實推動上述大課題的研究。
【中國早期青銅文化研究的六個重要課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朱鳳瀚（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