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劉秀！冷酷無情帝王師姜太公與孔子談殺人, 令人不寒而栗又不得不服！

姜太公因為輔佐周文王、周武王而有大功勞，受封于齊地。

【光武帝劉秀！冷酷無情帝王師姜太公與孔子談殺人, 令人不寒而栗又不得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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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齊地有一個人名叫華士，人們都稱贊他很賢明。他認為，不臣服于天子，不結交諸侯是正當的事。姜太公對華士的名氣也有所耳聞，到達齊地后，就派人請他。不料這華士果然清高得不得了，三次都不肯到。姜太公于是命人把華士殺了。周武王之弟姬旦（即后來輔佐成王為政，“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周公）問姜太公：“華士是齊地的一位高士，怎么殺了他呢？”姜太公回答說：“不臣服天子，不結交諸侯的人，我太公望還能將他臣服、與之結交嗎？凡國君無法使之臣服、不得結交的人，就是上天所要遺棄的人。召他三次而不來，則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揚他，使他成為全國民眾效法的對象，那要我這個當國君的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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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儒家圣人孔子在魯國收學生辦私立學校。魯國有個大夫叫少正卯故意搞破壞，蠱惑孔子的學生們多次離開學堂，使孔子的學堂由高徒滿座變成空無一人，幾乎辦不下去。后來，孔子被魯國國君任命為掌管刑獄的大司寇。孔子一上任，馬上就判處少正卯死刑，并準備在宮門外公開殺了他。孔子的學生子貢（端木賜）對孔子說：“少正卯是魯國的名人，老師您殺了他，會不會不恰當啊？”孔子說：“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此，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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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這句話的大概意思就是說：人世間有五種罪惡比盜竊更可惡：第一種是心思通達而陰險，第二種是行為乖僻而固執不改，第三種是言辭虛偽而蠱惑人心，第四種是記取非義、多而廣博，第五種是做錯事而認為理所當然。一般人要是有這五種罪惡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殺；而少正卯同時具備五種惡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殺。”于是，孔子堅持殺了少正卯。姜太公和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望的帝王之師，都主張實施仁政，寬容待人，但他們在談到為何要殺華士和少正卯時，卻不約而同地態度堅定，冷酷無情，令人不寒而栗又不得不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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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如此呢？我認為，主要原因就在于姜太公和孔子都不是迂腐的人，他們講仁政、講寬容，都是有底線、有原則的。“千里家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是清朝大學士張英的一首名詩，詩中所要表達的主要意思是勸家人要寬容待人。寬容待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一種修養，也是一種境界，利人利己。但我們講寬容，又不能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總當好好先生。講寬容，必須堅持底線，堅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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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初年，太中大夫粱統認為，君主的道義，是以仁義為主。仁是愛人，義是堅持原則。愛人就要以除暴為目的，堅持原則就要以消滅禍亂為中心。設置刑罰在于適中，不能偏輕。（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于輕）。所以，他在建議光武帝劉秀應該嚴明法典的奏疏中說：“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減輕刑罰的作法，反而釀成大禍。對奸詐不軌的人施恩，講寬容，就是傷害善良的人），這真是至理名言啊！

光武帝劉秀！冷酷無情 帝王師姜太公與孔子談殺人, 令人不寒而栗又不得不服！

光武帝劉秀！冷酷無情帝王師姜太公與孔子談殺人, 令人不寒而栗又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