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澤玖
(浙江麗水學院)
近、現代書法史上,沈曾植與王遽常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師徒相承,各具風貌,影響深遠。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官總理衙門章京等職,學識淵博,被譽稱”清末大儒”。在中國書法史上,他是清末民初杰出代表。他于書法,早年純從帖學出,得筆于鐘繇、歐陽詢、黃山谷、米南宮,其后取法黃道周、倪元璐,并由帖入碑,上溯甲骨、金文,下探唐人寫經、流沙墜簡,無所不取,無所不用,終熔南北書流于一爐。
沈曾植既精于帖學又諳碑版,故其書學思想表現出“碑帖互補,南北會通”的旨趣。其在《敬使君碑跋》中云;“此碑運鋒結字,劇有與定武《蘭亭》可相證發者。東魏之書人,始變隸風,漸傳南法,風尚所趨,正與文家溫、魏向任、沈秉中作賊不異。世無以北集壓南集者,獨可以北刻壓南刻乎?”又在列述六朝墓志時,述及隋《楊歷碑》云“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可見,他以東魏之書吸取晉人筆意而下開歐、褚為例,說明其書學觀既不鄙薄南帖也不輕視北刻,且認為南北兩派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并最終融為一體。
沈曾植在論及篆隸行楷關系時認為:“楷之生動,多取于行。篆之生動,多取于隸。隸者,篆之行也。”“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故夫物相雜而文生,物相兼而數賾。”可見,沈曾植不但主張“碑帖互補,南北會通”,還要兼通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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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隸書聯“惟德就官民無氣疾,以禮治國道在五常”,正印證了沈曾植上述書學思想。此聯古健奇崛,雄肆萬變,不落窠臼。“惟德就”、“以”、“治”、“道”等字,參用篆法,古意頓生。“官”、“氣”、“治”、“在”、“五常”等字,隸篆相融,姿態奇出。上聯“惟德就”與下聯“治國道”上體重心略微右傾,體勢飛動,險相環生。同時,“官民無氣疾”與“在五常”數字,下部重心右擺,使整聯跌宕起伏,卻又穩如泰山,真乃拍案叫絕。“氣”字末筆之短,“道”字捺畫之長,且一輕一重,一上挑、一下拽,皆出人意料。此聯用筆,方圓兼施,剛柔并用,提按相間,逆勢而行,熔篆籀、漢隸、北碑、章草于一爐,樸茂古拙,純以神行。
作者落款鈐印位置尤為出奇,在下聯左上部即中心線拐點處,如此處理非但不會破會整體章法,反而使下聯重心起伏有個支點,起了穩定重心的作用。沈曾植獨特書風,曾熙可謂切中要害:“叟讀碑多,寫字少。讀碑多,故能古;寫字少,故能生。古與生合,妙絕時流。”書法強調變化,抒發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沈曾植碑、帖并治,個性強烈,為書法藝術開出一個新的境界。沈曾植的書法藝術影響和培育了一代書法家,為書法藝術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于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等一代大師皆受沈書的影響,其中沈曾植的同鄉王遽常受其影響最著。
王遽常(1900——1989),字瑗仲,號滌如、玉樹堂主、欣欣老人等。1919年考入無錫國學館,曾執教于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中文系、哲學系任教,是一位精通哲學、史學、文學的大學問家,亦是當代杰出的大書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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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遽常早期刻苦臨習歐書、《二爨》及北碑諸名帖,打下厚實基礎。1918年正式敬拜沈曾植為師,受其影響專攻章草,全心臨寫《月儀帖》、《出師頌》與《急就章》等帖。解放后,王遽常在復旦大學教學之余,深入研習《居延》、《敦煌》、《流沙》諸簡,同時對《毛公鼎》、《大孟鼎》、《散氏盤》、《封龍山》、《孔廟碑》等篆隸名品都下過苦功,綜合考察篆書、隸書、章草的形態規律和內在聯系。在創作上,他廣泛吸取其研究成果,篆隸的古樸厚重,漢簡的靈動多姿皆融入其筆下。進入晚年,王遽常的章草藝術終獨樹一幟,形成老辣恣肆,蒼古雄勁的個人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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