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度閱讀︱記憶的幽靈與歷史的書寫( 三 ) |歷史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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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曾被消音的邊緣群體則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來獲得救贖。《被抹去的歷史：巴拿馬運河無人訴說的故事》（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1）指出了被美國的敘事所遮蔽的巴拿馬歷史：在美國所移植的“現代性”之前，它就已經“現代”了。不過，在這方面，絕不只有歷史學家在場，往往倒是文學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有三部女性寫的作品，都呈現了與其自身相關的、立足于當下的紛繁記述：俄羅斯女作家斯捷潘諾娃的《記憶記憶》、（中信出版集團， 2020）烏克蘭裔德國女作家娜塔莎·沃丁的《她來自馬里烏波爾》，（新星出版社， 2021）以及印度裔美國女作家蘇迦塔·基達拉的非虛構作品《象群中的螞蟻：一個不可接觸者家庭與現代印度的形成》。（中信出版集團， 2021）當然，賀蕭在調研陜西婦女口述歷史基礎上寫成的《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人民出版社， 2017）更能讓我們看到以往在正統話語之外被遮蔽的女性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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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另一些人來說，挖掘過往的記憶，實際上是批判現實的最強有力武器。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忠誠與反叛：日本轉型期的精神史狀況》（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1）中，就從歷史中提取以往的元素，來讓戰后的日本人意識到，像“忠”這樣的概念，并不只有當下所理解的這一種意義，歷史上曾有過其它可能。事實上，《海洋與權力：一部新文明史》（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1）《千年英歐史：英國與歐洲， 1000年的沖突與合作》（中信出版社， 2021）和《希臘三百年》（中信出版集團， 2021）也隱含著同樣的意味：對現實政治來說，重要的是挖掘什么樣的過去，通過重新的闡釋，來開創一種新的可能，提供一種不同的身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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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這些對中國的歷史研究而言，也同樣重要。王明珂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將人類學引入歷史中來，立足于邊緣，由“歷史記憶”的形成來反思、解構“華夏”這個超級共同體是如何形成的，在此基礎上又如何形成新的民族國家。這不僅僅是對歷史的一項研究，還提供了研究歷史的一套方法，讓我們看到以往習以為常的歷史敘事是如何建構起來的，而又能從哪些角度入手來加以理解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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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子東在《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0）中，運用普羅普的敘事理論，發現50篇“傷痕文學”小說中，有大量情節元素事實上是重復出現的，也就是說，人們看似是“記憶” ，但在記憶時會自覺不自覺地借用大量社會上流行的元素。這雖然是一項文學批評的研究，但對于我們理解“記憶”的形塑乃至最終歷史如何被書寫下來，卻有著很好的參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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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會環境、學術脈絡的不同，國內關于“記憶”的研究，與歐美相比，不曾有那樣的熱度，也沒有形成那樣跨學科交叉的深度，好處之一則是留下了相當多空白。 2021年另有三部著作值得關注：王東杰《鄉里的圣人：顏元與明清思想轉型》（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1）注意到，顏元固然試圖教化鄉民，但他本人的“圣人”形象卻也正是鄉民的記憶所塑成的；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1）則點明了后來的歷史書寫與原初記憶的不同：“新文化運動”并非像后世所理解的那樣是一個連貫的運動，這個“起點”本身就是復數的；楊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1）則以徒步經歷感受了西南聯大所遺留下來的“記憶之場” ，歷史和記憶融合交織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