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度閱讀︱記憶的幽靈與歷史的書寫 |歷史學|作家

在親歷了疫情爆發以來此起彼伏的種種事件之后，想來所有人都已經比以往更清楚地理解了一點：“記憶”和“歷史”不是一回事。任何人在遽然遭逢這些變故時，都會產生復雜交織的感受，但這猶如洪水般一浪浪洶涌而來，很快就只留下一地枯枝敗葉，幸存下來的我們無法再返回歷史現場，也不可能記得所有往事，或遺忘、或沉默，又或看著當時的痕跡在身后乃至眼前消失，等最后這些被書寫下來變成“歷史”時，你或許總覺得有哪里跟你所記憶中的那段經歷有什么地方不一樣。
通猜·威尼差恭在《圖繪暹羅》一書中曾不止一次說，歷史作為理解世界的多種方式之一，是殘酷的。這么說是因為，歷史上充滿著形形色色的無情斗爭，而他在回顧這些歷程時一再發現，受苦越深的那些人，往往越是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事實上，現代歷史學家孜孜以求的目標之一，就是挖掘這些被湮沒的聲音，或許可以說，這種“記憶的幽靈”始終在攪擾著歷史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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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成為微觀史經典著作的《奶酪與蛆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從一位16世紀意大利磨坊主的異端思想出發，揭示了現代早期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口頭文化與書面文化之間的差異與張力，以及當時底層民眾對一個烏托邦世界的向往。這不僅僅是“讓小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 ，對歷史學來說也意味著批判的可能性，因為挖掘這樣久已被遺忘的聲音，意味著一種曾有過的歷史可能性，而如果沒有相應的現實關懷，是無法發現這一史料的，又或就算看到也無法理解其中隱含的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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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度閱讀︱記憶的幽靈與歷史的書寫】不過，金茨堡最初撰寫這本書的起因，與其說是“挖掘記憶” ，倒不如說是受葛蘭西的啟發，著眼于普通民眾如何感受和理解生活現實。雖然近四十年來， “記憶的幽靈”對歷史編纂產生了深遠的沖擊，但起初意識到其重要性的，并非歷史學家。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877-1945）在其開創性的研究《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中，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回應了其師涂爾干的宗教功能主義觀點，即記憶就像宗教一樣，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是服務于社會當下需求的，他甚至認定純粹個人的記憶是不存在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家保羅·康納頓（1940-2019）在《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原著出版于1989年）中，則在同樣強調記憶的社會性同時，也強調了它日常的實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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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學者揚·阿斯曼自1970年代起就組織有關“記憶”問題的跨學科研究，在《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和《宗教與文化記憶》（商務印書館， 2018）中，他將記憶引入古典研究，著重考察記憶如何形塑古典文明的集體認同和文化傳承，這相當于是承認了涂爾干-哈布瓦赫的功能論，但他也開創性地指出了文字在記憶塑造中的作用：文字是歷史書寫的根基，有了文字，才將記憶永恒化了，并往往規定了唯一正確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