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首發｜施特勞斯遺稿：論歷史主義( 七 ) |史學|哲學|亞里士多德|柏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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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主義的根本問題，不是歷史主義能不能讓我們充分理解過去，而是歷史知識是否與哲學相關，以及相關到什么程度。關于這個問題，我們面臨一個建議，即應該立即完全放棄哲學和史學之間的傳統區分，且在有些人那里，這個建議已經退化為一個理所當然的結論。因此，我們面臨在如下兩邊作抉擇：一邊是一種非史學化的哲學，另一邊是本質上史學化的哲學。非史學化進路還是史學化進路——哪個進路才是正確進路？這是一個哲學問題，而非一個史學問題。但如果我們想回答這個哲學問題，如果我們想充分知道這個抉擇的每一方有什么所謂的利弊，如果我們想說透這個哲學問題，我們就不得不投身歷史研究。因為不再有任何顯著的哲學立場沒有被歷史主義染指：如果我們想知道到底何謂非史學化的哲學，我們就不得不回溯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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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可以信賴某些浪漫主義著作家，我們也許期待，在18世紀的理性主義中，找到一種真正非史學化的或未史學化的立場。因為嚴格來講，針對18世紀的理性主義，最成功的指控之一是，這種理性主義完全缺乏“歷史意識”：這種理性主義不僅信奉一種永恒的自然權利，甚至還沉迷于以完全未史學化的臆測來解釋社會和政府的起源，正如關于一種前社會的自然狀態的諸學說所示。
這樣的指控暗示， 17、18世紀這種革命性的哲學興起之前，人類一直擁有“歷史意識” 。這種浪漫主義觀點立足于一個嚴重錯誤，即誤以為傳統主義思想（即過去時代典型的思想習慣）就是史學化的思想。實際上，傳統主義思想預設了一個沒法與歷史主義兼容的信念，即一個人偶然堅持的傳統絕對高于任何其他傳統。例如，過去時代的羅馬天主教（Romanist）法學家們接受羅馬法，與其說是出于史學化的理由，不如說是因為他們視羅馬法為ratio scripta ，即寫成文字的最完美的人類理性本身。
【|中文版首發｜施特勞斯遺稿：論歷史主義】然而，實際上，比起任何更早的哲學， 18世紀的哲學思想都遠遠更為史學化。嚴格來講，這股史學化思潮最清楚的表征，是自然狀態學說。這個學說可能就歷史而言是錯的，但這個學說意欲充當對文明起源的一種歷史描述——哪怕是一種假設描述——以區別于并反對一種神跡描述。按這種意欲，當[有人]融貫地描述文明本身的統一過程時，上述[歷史]描述將是這種融貫描述的前言。
要論證那種浪漫主義判斷有正當性，只能訴諸如下事實：18世紀的理性主義深信現在勝過整個過去，但沒有任何更早的哲學深信這一點。可是，對過去的蔑視本身不是一種非史學化思想方式的表征。相反，如果對過去的輕視內在于一個人的哲學，那么這表明，一個人的哲學在本質上是史學化的。更悉心的研究表明，不只18世紀的哲學， 17世紀的哲學已經預設了從哲學轉向史學，而這場轉向發生在16世紀，其最大的主導者是博丹和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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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博丹（Jean Bodin , 1530-1596）
右：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因此，如果我們想把握住一種毫不含糊的非史學化的哲學立場，我們就不得不回溯到古代和中世紀哲學。而且我們不得不著手把握住這樣一個立場，倘若我們想說透如下哲學問題：非史學化進路還是史學化進路——什么進路才是正確的哲學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