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逝者｜翻譯的智慧，且看“傅譯傳人”羅新璋在舊文中如何寫道( 二 )

傅雷的譯事主張，重神似不重形似，神貴于形，譯作：我見得太多了，把一切都看得很淡。直譯和傅譯之不同，乃形似、神似之別也。
這樣，翻譯從“求信”，深化到“神似”。
事理事理，即事求理。就譯事，求譯理譯道，亦順理成章。原初的譯作，都是照著原本翻，“案本而傳”。原本里都是人言（信），他人之言。而他人之言，在原文里通順，轉成譯文則未必。故應在人言里取足資取信的部分，唯求其“信”，而百分之百的“信”為不可能，只好退而求“似”。細分之下，“似”又有“形似”“神似”之別。翻譯思考，伴隨翻譯逐步推進，從淺入深，由表及里。翻譯會永無止境，翻譯思考亦不可限量。
近代學者錢鍾書先生（1910—1998），在清華求學時代，就開始藝文思考，亦不忘翻譯探索。早在1934年就撰有《論不隔》一文，謂“在翻譯學里，‘不隔’的正面就是‘達’”，文中談到“講藝術化的翻譯（translation as an art）”。“好的翻譯，我們讀了如讀原文”，“指跟原文的風度不隔”。“在原作與譯文之間，不得障隔著煙霧”，譯者“藝術的高下，全看他有無本領撥云霧而見青天”。
錢先生在寫《論不隔》的開頭處寫道：“便記起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謂‘不隔’了”，“王氏所謂‘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而“不隔”，就是“達”。錢氏此說，仿佛另起一題，總亦歸旨于傳統譯論文論的范疇。
三十年后，錢先生在《林紓的翻譯》（1963）里談林紓及翻譯，仍一以貫之，秉持自己的翻譯理念，只是更加深入，別出新意。
早年說：“好的翻譯，我們讀了如讀原文。”《林紓的翻譯》里則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
【譯文&逝者｜翻譯的智慧，且看“傅譯傳人”羅新璋在舊文中如何寫道】早年說，好的翻譯“跟原文的風度不隔”。《林紓的翻譯》則以“三個距離”申說“不隔”：“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他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
早年講，“藝術化的翻譯”，《管錐編》稱“譯藝”。在論及劉勰《文心雕龍》“論說”“諧隱”篇時，謂：齊梁之間，“小說漸以附庸蔚為大國，譯藝亦復傍戶而自有專門”。意指鳩摩羅什（343—413）時代，譯藝已獨立門戶。
錢先生把早年的《不隔》說，到后期發展為“化境”說：“不隔”是一種狀態，“化境”則是一種境界。《林紓的翻譯》提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錢先生同時指出：“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
《荀子·正名》篇言：“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即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也。錢先生的說法可試簡括為：作品從一國文字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生硬牽強，又能保存原有風味，就算入于“化境”；這種翻譯是原作的投胎轉世，軀殼換了一個，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錢先生在《管錐編》（1979）一書中，廣涉西方翻譯理論，尤其是在對我國傳統譯論的考辨中，論及譯藝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如東晉道安（314—385）認為“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便是“失[原]本”；要求譯經“案梵文書，惟有言倒時從順耳”。按“胡語盡倒”，指梵文語序與漢語不同。梵文動詞置賓語后，例如“經唸”；漢語則需言倒從順，正之為“唸經”。“胡語盡倒”最著名的譯例，大家都知道，可能沒想到，就是佛經的第一句話，“如是我聞”。按中文語序，應為“我聞如是”，我聞如來佛如是說。早期譯經照原文直譯，后世約定俗成，這句句子沿襲了下來。錢先生據以辯駁歸正：“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譯。”從“改倒”這一具體譯例，推衍出普遍性的結論，化“術”為“道”，可謂點鐵成金。各種語言各有無法替代的特點，一經翻譯，語音、句式、藻蔚、修辭，都失其原有形式，硬要拘守勿失，便只能原地踏步，滯留于出發語言。“不失本，便不成翻譯”，是錢先生的一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