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逝者｜翻譯的智慧，且看“傅譯傳人”羅新璋在舊文中如何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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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文學翻譯家、翻譯理論家、傅雷研究專家羅新璋先生于今日下午17時13分逝世。在譯界，羅新璋被譽為“傅譯傳人”。著有論文《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外翻譯觀之“似”與“等”》，編輯《翻譯論集》，譯著《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當與伊瑟》《紅與黑》等。在此，文匯刊登先生若干舊文集錦，聊表追思。
羅新璋：化境說的理論與實踐
事理事理，即事求理。就譯事，求譯理譯道，亦順理成章。原初的譯作，都是照著原本翻，“案本而傳”。原本里都是人言（信），他人之言。而他人之言，在原文里通順，轉成譯文則未必。故應在人言里取足資取信的部分，唯求其“信”，而百分之百的“信”為不可能，只好退而求“似”。細分之下，“似”又有“形似”“神似”之別。翻譯思考，伴隨翻譯逐步推進，從淺入深，由表及里。翻譯會永無止境，翻譯思考亦不可限量。
人類的翻譯活動由來已久。可以說，語言產生之后，同族或異族間有交際往來，就開始有了翻譯。古書云：“嘗考三代即講譯學，《周書》有舌人，《周禮》有象胥[譯官]。”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有口譯和筆譯。千百年來，有交際，就有翻譯；有翻譯，就有翻譯思考。歷史上產生諸如支謙、鳩摩羅什、玄奘、不空等大翻譯家，也提出過“五失本，三不易”、“五種不翻”、“譯事三難”等重要論說。
早期譯人在譯經時就開始探究翻譯之道。三國魏晉時主張“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認為“案本而傳”，照原本原原本本翻譯，巨細無遺，最為穩當。但原文有原文的表達法，譯文有譯文的表達法，兩種語言，并不完全貼合。
隋代達摩笈多（印度僧人，590年來華）譯《金剛經》句：“大比丘眾。共半十三比丘百。”按梵文計數法，“十三比丘百”，意一千三百比丘，而“半”十三百，謂第十三之一百為半，應減去五十。
故而，唐代玄奘按中文計數，將此句謹譯作 “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全都“案本”，因兩國語言文化有異同，時有不符中文表達之處，須略加變通，以“求信”為上。達譯、奘譯之不同，乃案本、求信之別也。
嚴復言：“求其信，已大難矣!信達而外，求其爾雅。”（1898）信達雅，成為諸多學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熱衷探討的課題。梁啟超主遞進說：“先信然后求達，先達然后求雅。”（1920）林語堂持并列說，認為“翻譯的標準，第一是忠實標準，第二是通順標準，第三是美的標準。這翻譯的三重標準，與嚴氏的‘譯事三難’大體上是正相比符的”。（1933）艾思奇則尚主次說，“‘信’為最根本，‘達’和‘雅’對于‘信’，就像屬性對于本質的關系一樣”。（1937）
朱光潛則把翻譯歸根到底落實在“信”上：“原文‘達’而‘雅’，譯文不‘達’不‘雅’，那是不信；如果原文不‘達’不‘雅’，譯文‘達’而‘雅’，過猶不及，那也是不‘信’。絕對的‘信’只是一個理想。大部分文學作品雖可翻譯，譯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1944）艾思奇著重于“信”，朱光潛惟取一“信”。
即使力主“求信”，根據翻譯實際考察下來，只能得原文的“近似”。信從原文，淺表的字面迻譯不難，字面背后的思想、感情，心理、習俗，聲音、節奏，就不易傳遞。絕對的“信”簡直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趨近于“似”。
即以“似”而論，傅雷（1908—1966）提出：“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如伏爾泰（Voltaire）句：J'ai vu trop de choses,je suis devenu philosophe.此句直譯：我見得太多了，我成了哲學家。——成了康德、黑格爾那樣的哲學家？顯然不是伏爾泰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