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逝者｜翻譯的智慧，且看“傅譯傳人”羅新璋在舊文中如何寫道( 四 )

等值等效，倘能做到，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只要是認真的譯者，私心里誰不希望自己的譯作能與原文等值，在讀者中產生等效。積極方面講，表示譯者與原作者比肩而立，能炮制出令人刮目相看、甚至要嘆為觀止的等替物；消極方面，則拒絕了一切重譯的必要，使自己的譯作能“永保用享”，垂范后世。然而，世間一切都不可重復，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有言：“人不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難道在翻譯上，譯作倒能與原著成為一模一樣的兩滴水珠？當然，論者有言在先，“等值”并非絕對一致，“作出某些犧牲”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所謂“等效”，也應理解為“在可能范圍內最接近原著的效果”。這么說來，名有點不符其實，打出來的旗號，并不是實際上所要求做到的。作為一種理論主張，如果光看字面，顧名思義，易致誤會，總覺不夠嚴密。理論是實踐的總結，也應能是實踐的指導。恕我孤陋寡聞，不知世界上是否已誕生公認的等值譯本；至于等效，則曉得對同一作品、同一人物，往往觀感殊異，愛憎難同，反應是很難等一起來的。即以前幾年放的《安娜》電視劇而言，中外觀眾之間，甚至同一國觀眾之間，效果也是很不等的，而這還是在熒屏形象“完全一致”的情況下產生的迥異效應！
等值等效，屬于譯壇晚近崛起的語言學派，作為對立面的文藝學派，歷史要長得多。今日之下，各國譯壇的情況，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國家里，兩派樹壘對幟，互不相讓；有的國家則雙軌并進，各自發展。國外譯界的文藝學派，雖有不少創見，但表述不夠凝煉，名號不夠響亮。如民主德國庫勒拉（1954）提出，翻譯是文藝創作的一種形式，譯者把外語“譯成德語，就是在進行德語的文學創作”；蘇聯加切奇拉澤（1972）高倡“翻譯藝術中的創造性原則”和“現實主義的翻譯方法”，都言之成理，彌足稱道，惜乎提法不夠簡括，尚不足以與“等值”“等效”抗衡。
而能與之抗衡的力量，其在吾中華乎？
國外譯界，文藝學派在與語言學派論爭時，似乎并不勢均力敵。在我國，則反然：一則因為文藝學派源遠流長，再則或許因為語言學不夠發達的緣故。金隄在其《等效翻譯探索》這本專著中說到：“現在中國翻譯界也同樣出現了兩派并存的苗頭。例如，羅新璋先生提出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個概念為骨干建立我國翻譯理論體系，可以看作是文藝學派的一個宣言。”金隄先生對譯事深有研究，又“是相信‘等效翻譯’的”，他從語言學派的立場來縱覽我國譯壇現狀，自屬知己知彼之言。
五六十年代等值等效倡說以來，國內相繼作了介紹。等值等效，是根據西方語言特點進行雙語轉換的譯論，有其特殊性，也有其局限性。孜孜求索的翻譯理論家在引進這些觀點時，雖也努力結合我國譯例，進行有益的探索，但同時，也顯露出探索的不足，往往參照多于建樹，未能針對漢語特點，借錘敲鑼，發出自己的聲音，提示漢譯的對策。劉宓慶先生在《論中國翻譯理論基本模式》一文中，對等值翻譯和等效反應，業已從語言學、信息論、社會文化學、接受美學等角度，從理論上加以駁難，論證這兩種主張都是難以企及的理想。翻譯理論，是與翻譯實踐相生相伴的，而跟譯語特點關系尤為密切。撿到籃里的便是菜，現把隨手翻到的四行德文詩，姑作譯例，略加申說：
Meine Ruh ist hin，
Mein Herz ist schwer；
Ich finde sie nimmer
Und nimmermehr.
英譯為：
My peace is gone,
My heart is sore;
I never shall find it,
Ah, never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