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則$從莊子“棄世則無累”到李杜“身世兩相棄” 官法|乾隆|貴陽江西會館|津市

【杜則$從莊子“棄世則無累”到李杜“身世兩相棄”】【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谷維佳（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
人應該怎樣“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個人生命若遭遇坎壈困頓，怎樣才能通過與現實世界拉開一定距離的方式，獲得片刻喘息，緩解釋放痛苦，重新審視現世，最終實現個體生命的超越？即使是在盛、中唐國力強盛，士人大多積極進取的盛世背景下，這種個體生命與現實世界激蕩碰撞所產生的痛苦，依然刺激者詩人在不斷左沖右突，尋找出路。即便是積極入世的李、杜，詩歌中也有大量“棄世”的詩句，“棄世之感”頗為突出，或能為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提供一個反思觀照的視角。
李白自我意識突出，對“身”“世”關系的感慨尤多：首先，是“世棄身”，延續傳統模式，傾向個人被動地為世道所不容，最終走向被拋棄的命運。或以珍寶美玉“見棄”類比自身遭際，如“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古風》其三十六）“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贈韋侍御黃裳二首》）；或以“棄婦”為喻表達棄而不回的倔強心性，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白頭吟》）“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去婦詞》）；或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權者，如“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埃”（《古風》其三十五）“圣朝久棄青云士，他日誰憐張長公”（《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或慨嘆權勢斗爭殘酷，被棄乃逃不脫的宿命，如“當途何翕忽，失路長棄捐”（《古風》其四十六）；或表達被棄后的悲憤不平，如“河英岳秀，皆為棄物”（《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序》）“空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留別廣陵諸公》）等。其次，是“身棄世”，反轉傳統視角，詩人主動與俗世拉開距離，如“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贈孟浩然》）夸贊好友孟浩然棄世獨立，不同流俗的高潔品性；“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游泰山六首》）表達棄世脫俗后的悠然心境。最后，是“身世兩相棄”，融合前兩類，從單向被棄變為雙向互棄，是對“身”與“世”這一組關系的交互式書寫，如“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古風》其十三）“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蔡山人》）等。
杜詩則更偏重自身“被棄”，抒發抑郁不得志的悲哀，如“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白絲行》）“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幽人》）“微物世競棄，義在誰肯征”（《棕拂子》）“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君不見，簡蘇徯》）“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等，甚至直白地道出：“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秋述》），充滿了心酸無奈之感。更由此引申，兼論“人棄道”，抨擊社會道喪，親故交友涼薄易變，如“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貧交行》）“固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疏”（《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曲江對酒》）等。
“棄世”這一主題源自莊子，“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莊子的“棄世”是單向度，強調的是身體形態要超脫于俗世之上，以求得內心安寧和精神自適，達到與天地為一、物我兩化的逍遙境界，即后人注莊所言：“棄世，謂不資于物以養”“善棄世者，知物之所自造，一出于天，各使歸其位而神自定，無物也，無己也，何足去而又惡所取也！則三者之窮自免矣。”（《莊子解》卷十九）到了魏晉，發展出了偏向宗教的“棄世學道”和偏重環境的“棄世獨居”二途，葛洪記錄了許多棄世學道的故事，曰：“人苦多事，又少能棄世，獨住山居穴處者，以順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神仙傳》卷一）這一階段的“棄世”更加偏重環境等外在形式，“心遠地自偏”的陶淵明雖然是外在形式和內在心靈兩相結合的完美典范，但其價值則晚至蘇軾才被逐漸建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