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詩經》的形成與編纂 |詩經|魏雅樂|孟子·離婁下|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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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國秦漢時代的文獻來觀察，先秦時代存在兩個詩歌文化傳統：音樂文化傳統和文本文化傳統。二者相互交叉，原是一個整體，但很早就有了比較明顯的分際。音樂文化中的兩周歌詩，至西晉荀勖修改雅樂而最終消亡。文本文化中的詩，在春秋時代的外交場所中被引用，已經開始了經典化過程。西漢以后的《詩經》明顯屬于文本文化傳統。
近年來學者們以口頭和書寫這兩個概念工具討論早期詩歌傳統時，產生很多爭議，一個易被忽略的原因是：這兩個概念的指向實有很大的不同，它們不能對等使用。當我們使用“口頭傳統”或“口頭詩學”這一概念時，指涉的是音樂和文本相混合的活態文化傳統，文本化的《詩經》只是其中的一個分支，或一種類型。當我們使用“書寫”時，它的所指主要是文本文化中的《詩經》。簡單地說，口頭傳統討論的是早期的詩，而書寫傳統討論的則是《詩經》。兩個概念工具所針對的研究對象存在文化層級的差異。
在宗廟祭祀、射禮、燕禮、鄉飲酒禮等禮儀的實際操演過程中，歌詩音樂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歌詞。西漢時代“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漢書·王褒傳》），《宋書·樂志》記載“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后改曰《于赫》，詠武帝。二曰《騶虞》，后改曰《巍巍》，詠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詠明帝” ，這些都是禮儀中的歌詩，后人可以保留古曲而賦新詞。《大戴禮記·投壺》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 ”按照《詩經》，《鵲巢》《采蘩》《采蘋》《騶虞》屬于二《南》，《伐檀》屬于《魏風》，都不屬于《雅》。《投壺》篇所言的“雅” ，應為雅樂，二十六篇中，只有這八篇有詞可歌，其他十八篇應是無歌詞的樂曲。雅樂與《詩經》已經有了功能的區分。若將文獻記載中的雅樂和《詩經》的篇目相混淆，就容易造成困擾。禮樂文化之外，娛樂性的歌詩甚至更為流行，這就是所謂的“鄭衛之音”類型。因此，早期文獻中，并非所有的詩都可納入《詩經》的文本傳統中來討論。戴震《書〈鄭風〉后》一文就明確區分了文本化的《詩》和作為音樂文化形態存在的“聲” ，認為不能夠將二者混同。
《詩經》文本傳統中的詩，出現于西周初年。西周晚期的怨誹雅詩，即所謂“變雅” ，其文本內容已經比音樂部分重要得多。在春秋中晚期至孔子時代，歌詩文本逐漸被經典化，《詩經》已經在慢慢形成中。音樂文化中的詩，并未因此而消失，各種禮儀和日常生活中的樂歌依然被演出，清華簡《耆夜》所記錄的應該就是演出中的歌詩。可以說周代詩歌的音樂傳統和文本傳統的分化，至遲在春秋末年已經完成。自此以后，周代的歌詩便以兩種相互交叉但又涇渭分明的文化形式存在。
《詩經》形成的歷史中，最關鍵的人物是孔子。孔子之于《詩經》，其最大的影響應該是重編了《詩經》的文本。《論語·子罕》篇載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的正樂也是《詩經》文本的重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所載季札所論之《詩》，很可能就是孔子的《詩》。季札論《詩》是一段很有名的記載，《詩經》研究者將其作為孔子之前，《詩經》已初步編成的證據。但從文中季札的預言判斷，這個故事應該出現于公元前4世紀初，此時孔子已去世了近一百年。季札論《詩》的卷帙次序，屬于戰國初年孔門誦讀的文本，應為孔子所編的《詩》。其卷帙次序如下：《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豳風》《秦風》《魏風》《唐風》《陳風》《檜風》《曹風》《小雅》《大雅》《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