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讀｜近代中國催眠術的尷尬：“學”不如“術” |近代|日本|催眠

在“知識與制度轉型”的近代，大量西方舶來品或直接、或經日本傳至中國。知識的爆炸，正合國人急欲改造的需要；新舊體系之間的過渡，也給新知提供了發揮空間。于是，國家、社會和個人不同程度地接納乃至創造新知，這個過程給后人留下了大量可探討的具體話題。
在時代危機的刺激下， “幸運”的舶來品能得到官方支持而迅速推廣，諸如教育、西醫、農學等。相比之下，有些舶來品就沒這么“幸運” ，比如催眠術。催眠術傳播到中國，與其他新知的傳入大致發生在同一時期，但是處于國家關注的邊緣，甚至遭受抵制和打壓。《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科學》回到歷史現場，梳理和反映了這種新知在傳播中面臨的尷尬。作者張邦彥先生敏銳地尋得角度，既然催眠術遭到上層忽視，那么正好給考察“大眾”如何“自下而上”地發揮主體作用提供了機會。作者關懷“大眾科學” ，問題意識強烈，精心鋪陳史實、加以相關理論，構建“大眾”如何形塑“科學”的歷史敘事，不僅再現了近代催眠術的歷史沉浮，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也有在歷史視野中揭開催眠術神秘面紗的作用，令閱讀過程充滿收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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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邦彥著，《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科學》，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1月
筆者閱讀學習這本書的感想是，催眠術的尷尬在于“學”不如“術” 。這是從當事人的角度來說的，相比之下，筆者對當年那批催眠術倡導者的實際言行更感興趣。判斷一種新知是否成“學” ，應該有一些標準，比如是否有成熟的知識系統、學術共同體組織、專門的從業者，以及能否純粹地（至少以此為追求）在知識體系內追求積累和更新。照此來看，清末民初的催眠術確實先天不足，正如作者在導論部分指出的，西方催眠術的發展經歷了超一個世紀的知識演化，而東亞的催眠術則是在19世紀后半期壓縮地涌入。那些積極投身催眠術的先驅者并非學院派人士，大多數只有在日本留學的經歷，甚至求學經歷已不可考；他們賴以傳播的理念，多是來自日本轉介的二手知識；他們的活動缺乏官方、大學等支持，只能自行組織，直到1937年個別團體才得到官方立案。
他們“為賦新詩” ，付出了積極的努力，比如自發成立學會、著書立作，以示與“江湖術士”有別，積極地規范催眠實驗、個案報告的形式與程序，以此強化自己的“科學”面貌。作者尤其在第四章追溯了催眠術、靈學與心理學的交互影響、共同演化，上升到了學科交叉影響的高度，試圖證明，催眠術倡導者嘗試建立統合催眠術和靈學的解釋架構，他們的主張與靈學既交融又劃界，反過來影響了“學院科學” ，在“科學”與“精神”的兩極分化中，他們甚至“隱隱道出了第三種聲音” 。
但是從實際表現來看，催眠行為更偏向成“術” ，也就是催眠的應用性、工具性壓過了學理性。一方面是催眠術本身用于治療的屬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這些倡導者的主動構建和不得已，他們可能做不到埋頭研學，而是要考慮吸引受眾、自我包裝、迎合商業需要等現實因素，比如他們借用“博士”等專業頭銜，反映出他們需要向專業身份靠攏；他們也會與官方合作，將催眠為國家工具服務，比如第70頁提到的，鮑芳洲曾接受上海軍事當局委托，利用催眠術獲取供詞。而在其他人眼里，催眠往往與政治手段、犯罪手段、表演、靈異等相關，這些都在受眾層面強化了催眠的“術”屬性。 “術”之高下，有時候全賴用術之人的品行動機，也難怪催眠一度受到壓制和排斥。都說“真理越辯越明” ，催眠術在科玄論戰中“持續在場” ，卻“缺席辯論” ，正如作者指出，催眠術倡導者“經常不精確地使用科學概念，且許多猜測與實驗都站不住腳” ，催眠術后來的沒落，與他們自身知識體系的硬傷恐怕是離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