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化|“清代學術新視野”工作坊述評——兼論清學研究的新動向

2022年2月11日 , 由臺灣“中研院”文哲所主辦的“清代學術新視野”工作坊以線上形式順利舉行 。 本場活動由文哲所的范麗梅、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桑雅如(Sharon Sanderovitch)、臺灣中山大學的黃冠云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戚軒銘共同策劃 。 作為 “末日前的語文學”系列活動的初響 , 本次工作坊邀請了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北美及以色列的多位明清學術思想史領域的前沿學者 。 工作坊由美國哈佛大學的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擔任主持 。 首先 , 來自北京語言大學的馮勝利教授通過對戴震、段玉裁與王念孫在訓詁考證上的個案分析 , 論述了皖派學者如何通過對假借字的演繹推斷與同源詞的生成類比建立起一種科學化的、能夠論證邏輯必然性(logical certainty)的乾嘉“理必”之學 。 隨后 , 來自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石敖睿 (Ori Sela)教授自“皇室科學”(imperial science)與“私家科學”(private science)的視角出發 , 闡述了18世紀天算學與禮學、經世之學間的密切關系 , 以及天算學研究重心自皇室向私家的轉移 。 來自臺灣中山大學的黃冠云教授則通過揭示乾隆帝文章、上諭中對宋學聚黨講學、門戶相爭 , 以致亂及國事的批判 , 為考據學的興起提供了一個政治層面的解讀 。 最后 , 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魏寧坦(Nathan Vedal)教授和畢業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馬瑞彬(Mangus Ribbing Gren)博士分別進行了精彩點評 。 筆者有幸全程參與了此次工作坊 , 并認為三位學者的主題演講確實展現了清代學術思想研究的若干新動向 , 因此不揣冒昧 , 對所論及的諸多層面嘗試加以梳理 , 以就正于方家 。
馮勝利教授對乾嘉“理必”之學的研究 , 近年來已多有專論發表 。 這些成果背后一以貫之的重要方法 , 則在于對各考證條目立論過程的細致分析 。 如此次演講中所舉之首例——《尚書·堯典》“光被四表” , 戴震訓“光”為“橫”——馮教授即通過逐行逐句的細讀 , 闡明戴震何以通過文本、古音、語義、訓詁、文字與句法等六個方面的證據 , 而使其論斷“不留余義” , 成為邏輯上的“必然” 。 這種對論證過程的詳細梳理 , 對于展現自戴段二王至于章黃之學的獨特學術進路 , 其意義自不待言 , 而在筆者看來 , 其方法論價值則更不局限于語文學的學術脈絡之內 。 清代學術既常以“實”字為標榜 , 其關鍵即在于立論須有依據 。 這一論證考信的過程 , 或資于邏輯演繹 , 或資于材料徵引 , 或資于實物質測 , 雖取徑各異 , 要之不可出于空言 , 而必采取一定之方法使其結論確然不移 。 馮勝利教授通過對“理必”論證的邏輯梳理與證據標注 , 恰恰展現了這種可信性的微觀建構過程 。 正是通過這一過程 , 諸如“橫被四表”一類具有突破性的訓解才能夠成為新知而得到廣泛認可 , 諸如古音分部等系統性建構才能在往復論辯中成為日趨精密的共識 。 誠然 , “理必”之學所涉及的公理化的演繹思維只在以皖派為主的幾位大家中才有較為典型的展現 , 這也是馮教授在本次演講與其系列研究中所著重考察的對象 。 但在方法論上更為“傳統”的考據學者也同樣不乏組織材料與構建論證的方式 , 甚至可以頗具特色 。 如本次工作坊的評議人之一魏寧坦教授就曾在博士論文里談及明代音韻學中所多見的宇宙論式的類比體系 。 可見對“考證何以可能”的追問 , 不僅具有一般性 , 且能通過不同論證范式間的比較進一步彰顯“理必”之學的獨到之處 。 在此 , 馮勝利教授的微觀分析對于理解考據學知識的具體建構過程具有普遍的啟發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