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喜|聽她說｜女性的“歡喜”為何總被污名化？ |小說_文化|上野千鶴子|厭女

“發生在一個女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恰恰就是迎合男性的思想，欣然且虛榮地將自己看作一個被追求的獵物，一樣被渴求的物件，一份需要保衛的財產。 ”
——《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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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 [意]達恰·瑪拉依妮，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余婷婷譯， 2021
《歡喜》與其說是小說，倒不如說更像一部披著小說外皮的哲理散文。該書從主人公“我”六歲時在日本京都的經歷講起：“我”被父親誤會用墨水弄臟他的書，失去母親的信任后，產生離家出走的想法， “我”以這種未能實現的念頭反抗了“不公” 。 “公平”遂成為整本書展開思辨性探討的起點，并延伸到正義、是非、道德等議題。然后“我”回憶起胎死腹中的兒子，想起丈夫為此離開“我” ，與情人移居美國的往事。 “我”開始神游，在神話、宗教、典籍里找尋那些污名化女性的情節和言論。 “我”成為了堅定的女權主義者，為女性的權益發聲和行動。以上這些都源自達恰·瑪拉依妮年輕時的真實經歷。難怪她會這樣說， “這不是小說，而是一部自傳，源于我在懷孕七個月時失去一個孩子的痛苦記憶。 ”
那個時候，達恰·瑪拉依妮年輕，全身心熱愛文學、戲劇和藝術，夢想成為作家。她嫁給了一位畫家，短暫幸福的婚姻結出果實——孕育一個男孩。達恰·瑪拉依妮因此臥床數月，閱讀大量書籍，并和腹中的孩子對話，向他講述讀過的書、恐懼和夢想，同時作為女權主義者為女性權益做過的斗爭。后來很不幸，孩子沒出生就死了，達恰·瑪拉依妮陷入痛苦和抑郁。當這段往事再次回到達恰·瑪拉依妮的記憶，已是數十年之后，她開始著手研究它，并將其寫成了書。《歡喜》介于想象和非虛構之間，雖然有著小說的架構，講述的卻是真實發生的事。書中提到的名古屋集中營是達恰·瑪拉依妮與家人二戰時期在日本旅居時受到關押的地方，因為作為人類學家的父親有著自由主義思想，達恰·瑪拉依妮一家被關在法西斯集中營長達3年，遭受非人待遇。這讓作家對法西斯主義嫉惡如仇，在她的作品中多有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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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恰·瑪拉依妮
【歡喜|聽她說｜女性的“歡喜”為何總被污名化？】《歡喜》最重要的情節是七個月大的孩子胎死腹中（然后被取名為“失去”），為了緩解痛苦， “我”幻想孩子仍在肚中，并逐漸長大。 “我”養成了與孩子對話的習慣，與他一同“探討誘奸、戀童、蕩婦羞辱、性別對立，以及男性先哲世界中女性價值的喪失。 ”“我”與死去兒子的對話，實則更多是“我”向“失去”傾訴，唯有等到孩子長大成人之后，兩人偶然間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對話。意大利女采訪人員奧麗亞娜?法拉奇曾寫下《寫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這個書名拿來用作《歡喜》的副標題非常合適。同時，以對話形式闡述觀念、表達思想的手法會讓我們想到法國啟蒙主義時期的哲學小說，譬如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可以說，達恰·瑪拉依妮假借那個死去的孩子闡述著自己的女權觀點。 “對女人的厭惡為什么會變成一種不易察覺的毒藥，甚至連最高貴的血液里也流淌著它。 ”這種厭女癖更體現了一種真實且深入人心的文化傳統。 ”達恰·瑪拉依妮反思的正是“厭女癖”這種“真實存在且深入人心的文化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