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長篇小說的“逆襲” |江南|文學|小說_文化|作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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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文學源遠流長——特別是南京，備受江南文化之孕育與經濟繁榮之滋養，近年來聲譽日隆。不過，江蘇的長篇小說領域在很長時期內顯得不那么令人矚目，這與每每引領風騷的中短篇小說創作相比時尤其醒目。
如果說在整個20世紀文學史上，僅僅是中短篇小說創作的繁榮與發達即足以在小說領域傲視群雄，那么時至21世紀以后，這種情形發生了重大的逆轉。不管是否合理，也不管你是否承認，文體形式不再平等已然成為事實。所有文學門類中，小說為大；各種小說文體中，長篇至尊。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語境與思想背景下，江蘇文壇內部也有了江蘇長篇小說創作“有高原無高峰”的慨嘆。實際上在新世紀前十年間，江蘇的長篇小說創作收獲頗豐，像趙本夫《無土時代》、蘇童《蛇為什么會飛》《河岸》、葉兆言《我們的心多么頑固》、畢飛宇《平原》《推拿》、范小青《女同志》《赤腳醫生萬泉和》、周梅森《至高利益》、儲福金《黑白》、韓冬《扎根》、魯敏《六人晚餐》等，都是高水平的杰作。近年來，江蘇作家更是將創作熱情自覺揮灑在長篇領域，無論是蘇南水鄉文風昌盛的江南文化，還是蘇北大地大氣雄壯的楚韻漢風，以及身處南北交界的世界文學之都的金陵文化，都在新時代這片審美沃土上煥發出活力空前的勃勃生機。
最近十年，江蘇長篇小說創作呈井噴之勢，每年都有上百部之多。年輕作家迅速成長，業余作家十分活躍，行業作家引人矚目，名家名作更是頻頻問世，從根本上扭轉了由來已久的長篇小說影響力遜于其他文體的現象。從歷史題材到現實題材，從鄉土文學到都市文學，從現實主義到先鋒實驗，從文體形式到人性探索，從戰爭書寫到成長敘事，無論從哪一個維度上，近十年江蘇長篇創作都構成了一個完整豐富、立體創新的強大譜系。更重要的是，每一創作類型中，均奉獻出了個性與創新兼備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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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部架構于現實與神話、現在與歷史、罪惡與抗爭、真實與寓言之間的奇書，趙本夫的《天漏邑》層層剖視天漏村這樣一個與世隔絕、天象詭異、人行古怪、歷史久遠的古代東方文明的標本，圍繞這個神秘村落發生的奇奇怪怪、是是非非，小說探尋、展現了大自然幽遠奧秘的本源與文明人性的最深層秘紋，深入至道德、文化、審美、歷史等領域的內核，對讀者的審美體驗產生了巨大沖擊，堪稱當代文學中最出色的文明史寓言。葉兆言的《刻骨銘心》則著眼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風云變幻中活躍于南京的個體命運、悲歡離合、家國情懷，其精神力量與審美超越性的確令人刻骨銘心。張新科的《遠東來信》以八封信為線索，首次將二戰期間猶太難民遠逃中國并得到保護的歷史事件進行了文學再現，其重大意義不僅在于填補了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在此領域的空白，也不僅在于其揭秘探源的史學價值，而更在于它在戰爭敘事與底層敘事之間，在人性的滅絕與人性的迸發之間，所營構的巨大的思想張力與審美空間。這些都證明了一個道理：任何東西都是相對的，唯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不可磨滅。徐風的《國壺》則通過一把小小的紫砂壺，凝結了“器”與“道”的關系，容納了那小至個性大至民族的情感糾葛、價值矛盾與信仰沖突，更蘊藏了國運人心與世事滄桑。在復雜的沖突之中，尤其令人難忘的是人性戰勝了家國，審美戰勝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