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長篇小說的“逆襲”( 二 ) |江南|文學|小說_文化|作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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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史題材介于歷史與現實之間，在新時代的今天似可歸為一種特殊類型。急速變化的社會文化生活讓人們目不暇接，與傳統的斷裂意味越來越強烈，曾經被視為現實題材的東西越來越表現出歷史的性質。有些作家越來越傾向于將現實與歷史結合，將當下的潮流與前人的遺產結合起來，以過去推演現在，對當下追根溯源。近年來，江蘇長篇歷史敘述特別明顯的一個表現就是“當代史”意識凸顯，主體性沖動強勁。而當代史意識凸顯與作家審美觀念的更新，特別是與人性探索意識的加強分不開。蘇童《黃雀記》在敘事上進行了別出心裁的設計，以三位主人公不同時期的心理視角形成互文性的立體式結構。在這種“有意味的形式”的展示中，延續了20多年的青春故事與轉型時期的文化迷亂、個體惶惑緊密結合。所謂“黃雀記” ，暗示了小說的特殊結構用意在于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解套手法，一層層地剝落外殼，展露故事背后的故事，揭示真相背后的真相，給人以靈魂的震撼和啟示。王堯的《民謠》描寫了上世紀70年代初一位名叫王厚平的少年在家鄉江南大隊的生活片段。匠心獨運的追憶式敘述、帶有鮮明的“小說革命”鋒芒的文體創新，使貌似簡單的小說故事容納了極為厚重的生活容量和讓人挖掘不盡的審美意蘊。此外，李新勇的《風樂桃花》，獨到地表現了當代史上整個社會倫理道德系統解體的長期過程。李鳳群的《大風》則以60余年的家族史與人物命運的沉浮為主線進行了一次完整的當代史敘述，透射出“當代史詩”的氣象。姜耕玉的《風吹過來》通過追憶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悲劇，令人震撼地寫出一代人的心靈史。修白的《金川河》所述個人成長的悲劇來自親情、恐懼與憎恨的奇特糾結。另如楊鶴高的長篇小說《下放戶的女兒》，于大時代與小人物的糾葛之中，既體現為一段獨特而完整的成長史，又透射著弘揚人性價值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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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作家對于當下生活表現出相當突出的敘述熱情和探索精神，充分展現出文學蘇軍銳意進取的責任感和強大的審美創造力。繼《黑白》之后，儲福金的《黑白·白之篇》以更為尖銳的挑戰生活與自我的自覺意識，開辟出新的藝術境界。人道與棋道的暗合，使小說所敘的那場富有象征意義的搏殺染上濃厚的悲劇色彩。幾年之后，儲福金又苦心孤詣地推出《念頭》。小說主人公經由一番復雜的心路歷程，人的物質存在和人的社會性價值被壓縮至最低限度，而一種自我定義的人生，一種自我實現的人性價值，一種道德生活的純粹性，被建構起來。范小青的《桂香街》堪稱當代中國“第一部社區文學” 。小說獨到地打開日常生活化的審美空間，通過瑣細的矛盾糾葛和情節沖突，有力地顯示出解決問題的真正路徑是了解人心、深入人心、改變人心。如果說《桂香街》是以回歸日常生活的方式打開通往審美世界的廣闊通道，那么黃孝陽的《眾生·設計師》則是在挑戰漢語想象力的相反方向上，勇闖出一條小說表達的新路徑。在小說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彼此糾纏之中，在三個維度的故事環環相套的非線性邏輯鏈中，讀者不能不由這些新的路徑產生對人與生活本身更深層面的思索。當代生活迅速變幻，都市亂象令人目不暇接，如何把握這個時代的人生情態與內在肌理，對于長篇小說作家來說是最富挑戰性的課題。魯敏的《奔月》在把握當下時代的生活與人性現狀方面，表現出強大的思想駕馭能力和超常的美學才華。在我看來，它追問的不是帶有身份意味的“我是誰” ，而是致力于解決更具哲學本質意義的“我是什么”的問題。魯敏的小說在許多層面上與傳統保持很大的距離，她的幾乎每一部每一篇小說都會有一種新的東西帶給大家。姜琍敏的長篇新作《心劫》是情感婚戀題材不可多得的重大收獲，小說在真情與扭曲、荒誕與救贖的交織中充滿人性挖掘的堅硬力度。得力于讀者的熱情與推動，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使“人民”的主題凸顯為長篇審美的重中之重。小說雖然沒有著力采用現代性的表現手法，但其對官場、社會個體精神心理層面以及人性人情的刻畫入木三分，人物形象復雜飽滿又個性十足。江蘇長篇小說在底層敘事與社會問題小說方面也有著顯著的收獲。王大進以底層女性形象為主人公的《眺望》是重要代表。應該說，從走出《欲望之路》到寫出《眺望》，經過近20年的觀察思考和審美歷練，王大進對于人性與土地、社會與文學的關系都有了極深刻的認識變化，敏感而理性的強大審美張力灌注于《眺望》的字里行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