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自1970年代末起，他一直是香港文學進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陳子善 |馮偉才|馮兄|香港|陳子善|羅孚

幸好我1993年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訪學三個多月留下了一份日記，否則我怎么認識馮偉才兄的，真是無從記憶了。查我的《香港訪學日志》， 1993年2月27日記曰：“上午與馮偉才、羅孚見面，觀羅孚所藏之《藥堂談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小品和譯作），大部分未發表，為意想不到之大收獲。 ”3月23日又記曰：“中午馮偉才宴請，托其帶書回滬，羅孚同席。下午與羅、馮至青文購書，漫游香港文化中心。 ”這是馮兄與我最初的兩次見面，時光荏苒，距今已將近三十年了。
后來我才知道，馮兄曾是羅孚先生的老部下，主編過《新晚報·星海》，而我1980年代初只給香港《文匯報·筆匯》寫過稿，根本不知道還有《新晚報·星海》。羅孚先生幽居北京十年，回港后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知堂回想錄》（即《藥堂談往》）手稿也是由馮兄帶往北京送達的。馮兄還編過一部《香港當代中國作家選集·羅孚卷》，編得真好。羅孚先生在京期間，我常去信或登門請益，也許正是出于這層關系，馮兄與我一見如故，很談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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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二為作者，后排右一為馮偉才
到了1990年代，我有機會多次到港或經港赴臺參加學術研討會，保存下來的一張與香港文學界友人歡聚的合影中（上圖），有黃繼持、古蒼梧、杜漸、黃俊東、盧瑋鑾、許定銘、陳浩泉、陳輝揚諸兄，馮兄也在座。可見我們當時交往已較頻繁，這不僅是因緣際會，更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對中國現代文學和香港文學的濃厚興趣。
馮兄與我有更密切的合作則自他主編復刊的香港《讀書人》月刊開始。承他不棄，囑我與香港的周密密女史和臺北的吳興文兄一起擔任《讀書人》“特約編輯” ，我當然樂于參與。所謂“特約編輯” ，其實并不實際參加編輯，而是每期提供內地和港臺的新書訊息和文壇動態，這就“逼”得我讀了不少新書。手頭正好有一本《讀書人》1995年7月號，該期就刊出拙作兩篇，一篇是《一部關于上海的世紀傳真——“上海熱”中看〈二十世紀上海大傳真〉》，另一篇是《巴金〈再思錄〉的無言抗議》，署了筆名“善文” 。二十多年后重讀，仍自以為寫得還可以。我應該感謝馮兄提供了這個難得的寫作交流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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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和馮兄又多次在香港、上海和深圳等地見面暢敘。 2009年8月，我們兩人的角色發生轉換，輪到我來主編刊物了，那就是以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和文化為主的《現代中文學刊》。馮兄也理所當然地成為《現代中文學刊》的作者，在敝刊上發表了已收入《香港文學半生緣》的《在歷史的空間中對話——評〈香港文化眾聲道〉》等文，給敝刊以很大的支持。
現在應該說到馮兄即將出版的這本新著《香港文學半生緣》了。在我看來，對香港文學的研究，就香港本地作者而言，如果說葉靈鳳、劉以鬯、羅孚他們算第一代，陳炳良、黃繼持、盧瑋鑾等是第二代，那么馮兄與也斯等應屬于第三代了。馮兄并不是學院中人，卻是研究香港文學的理想人選。因為自1970年代末起，他一直是香港文學進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所謂“半生緣”正是指這長達半個世紀的與香港文學的不解之緣。他同時對內地和臺灣文學也有廣泛的涉獵，不妨舉兩個例子。一、他1985年8月就到北京訪問沈從文先生，在《香港文學》上發表了《訪沈從文談〈邊城〉》。這是沈從文晚年難得的一次回顧自己這部代表作，至今仍不失其參考價值；二、他編過《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論文集》，也至今是研究這次重要論戰的參考文獻。因此，馮兄具有寬廣的學術視野，研究香港文學不是孤立地看待香港文學，而是既以香港為本位，又能從內地、香港和臺灣三地互動的視角出發考察和評論，再加上他能熟練地運用場域理論、后殖民理論等新的研究方法，所以能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