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新東北作家群”的主題與風格( 二 ) |雙雪濤|北方化為烏有|班宇

孫旭庭昂起頭顱，挺著脖子奮力嘶喊，向著塵土與虛無，以及浮在半空中的萬事萬物，那聲音生疏并且凄厲，像信一樣，它也能傳至很遠的地方。
可能難以想象，關于1990年代影響上千萬人的東北下崗潮，時至今日也找不到一部沉重的社會學、歷史學的作品予以記錄，相關的史料寥寥。雙雪濤、班宇、鄭執他們的寫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著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輩。他們的小說，在重新理解父輩這批失敗者的同時，隱含著對于單向度的新自由主義現代性的批判。
新自由主義所塑造的“標準人” ，是市場的人格投影，理性、冷漠而精于計算；在“新東北作家群”的筆下，則游蕩著太多的“畸人” ，他們充滿理想卻不合時宜，被視為瘋子或廢人。
雙雪濤在大陸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我的朋友安德烈》，記錄著安德烈這樣的中學同學如何拒絕向一個時代投降，直到被送進精神病院；而《冷槍》中的“我”冒著退學的風險也要在宿舍樓里打一架，因無法忍受有人在電腦游戲中作弊， “用狙擊槍射殺著看不見他的年輕人” 。
王德威曾經談到， “這些人物浮游于社會底層，從任何的角度說，他們是畸零人、失敗者、犯罪者、重癥病人，或根本就是無賴。然而雙雪濤對他們別有一種親近之感。 ”有意味的是，這是王德威三十年后再論“畸人” 。如果說1980年代的“畸人” ，是瓦解高大全紅光亮的美學語法；那么當下的“畸人” ，是突破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市場法則。
對于父兄輩的失敗者，雙雪濤、班宇這一代并不是停止于感傷，而是以文學的方式，為這群歷史的犧牲品追索正義，比如雙雪濤的《北方化為烏有》、班宇的《槍墓》及鄭執的《生吞》。在《北方化為烏有》中，除夕之夜，一個“一直用短句子”“第一人稱兒童視角”的東北青年小說家，被醉酒的女出版人糾纏在家里喝酒，并且被嘲諷著“除了童年你什么也不會寫” 。
出版人提到小說家正在寫的小說里的一樁兇案，提到一篇自由來稿中也寫了一模一樣的故事。小說的“虛構”層面漸次瓦解，小說家展示出一塊帶血的衣領，告之出版人自己正是小說中被殺死的車間主任的兒子，并且和出版人通過電話約到了這個作者深夜來會。
虛構的文學轉為歷史的見證，曾經的車間主任之子，當年車間主任戀人的妹妹，兩個“子一代”的敘述視角彼此補充，在對話中還原東北往事：當保衛工廠的車間主任被腐敗分子雇兇殺害后， “姐姐”多年來不止不休地追兇，最終將兇手殺死，并且將逐一地對當年的腐敗分子完成復仇。《北方化為烏有》帶有元小說性，展現著從“虛構”出發的敘述最終如何走向“現實” 。這樣的小說溝通了敘述與正義的關系，完成對于自身的救贖：小說重新成為一種有道德承擔的文類，而不是純粹的敘述游戲。
“新東北作家群”這種依賴于“子一代”視角的敘述，同樣可以被歸為“青春文學”；或者更進一步說，隨著這批下崗工人后代的青春敘述浮出歷史，新世紀以來統治青年寫作多年的“青春文學”的敘述程式到此終結。 “青春”和“文學”這兩個20世紀中國的關鍵概念長久地被“青春文學”所宰制，這種“青春文學”從1990年代以來的占有性個人主義出發，側重內心傾訴，充滿自戀地處理題材與語言，標榜一種去歷史化、去道德化的職業寫作，以所謂“敘述”的可能性來掩飾內心的空洞與文學的貧乏。
“新東北作家群”這批青年作家的文學突圍，首先是語言的突圍。具體地說，和以往“青春文學”常見的長句與陌生化比喻相比，雙雪濤、班宇等人的小說多用短句，充滿著大量東北日常口語。句子的“長”與“短”的差異，落實在以往的青春文學作家多用自由間接引語，而“新東北作家群”作家大量使用直接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