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新東北作家群”的主題與風格( 三 )


這里顯然有兩種文學觀的差異:自由間接引語一定程度上讓出敘述人的權威 , 從人物的視點引出人物的內心世界;直接引語不直接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 , 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對話上 。 一個極端的例子是班宇的《雙河》 , 小說第二節第一段 , “我”與關系曖昧的劉菲在菜市場相遇 , 這短短一段有二十六個“說” , 通過“我說”與“劉菲說” , 層層揭示出“我”與劉菲的互相試探 。
側重自由間接引語的作家 , 一般來說反對語言與現實的同一性 , 拆解文學對于現實的“摹仿” , 并在此基礎上凸顯“個人”的“內心”的獨異性 。 如同奧爾巴赫對于伍爾夫小說的分析:“作為客觀事物講述者的作家幾乎完全隱去 , 幾乎所講的一切都像是小說人物意識的映像 。 ”這是祛魅的個體時代的藝術 , 在20世紀興起自有其歷史根源 。
“新東北作家群”的青年作家們 , 要想超越這一現代主義的寫作程式 , 必須接過一百年前那對于現實主義仿佛“致命一擊”的問題:人物之外的敘述人 , 是否可信?現代主義小說由此憑借敘述的間離 , 貌似從敘述人這里把人物還給人物 。 十多年前底層文學興起時也遭遇到這一詰問:誰可以為底層“代言”?底層文學一方也沿著對方的邏輯走向新工人文學 , 似乎也寄希望于底層自身的發聲 。
“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 , 深刻回應了這一文學史難題 。 其關鍵之處 , 在于“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 , 是共同體內部的寫作 。 “子一代”視角是一個既在“外部”又在“內部”的視角:因其在“外部” , 在多年之后回溯 , 可以總體性地、歷史性地回顧共同體的命運 , 超越個人視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內部” , 血緣與階級上的父子關聯 , 使得“代言”的道德難題迎刃而解 , 他們天然地有“代言”的合法性 , 父輩的命運最終落在子一代身上 。
仿佛歷史的胎記 , 在雙雪濤、班宇的多篇小說中 , 1990年代9000元的中學學費不斷出現 , 能夠體會到這筆殘酷的學費如何成為作者當年的夢魘—學費使得子一代最切身地體驗何謂“下崗” , 雙雪濤小說的韓文版直接被譯者定題為《九千班的孩子們》 。 這種間離而同一的文化立場 , 導致小說的敘述視角充滿創造性 。 也似乎只能在這一文學的位置上 , “新東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了現代主義文學 , 創造出一種共同體內部的寫作 , 一種新穎的現實主義寫作 。 口語化的短句 , 依賴對話與描寫 , 豐富的日常生活細節 , 幾乎不使用心理描寫 , 強烈的故事性 , 這大致是“新東北作家群”的現實主義風格 。
在對班宇《逍遙游》的分析中 , 李陀指出班宇等人的小說在復興現實主義 , 并且強調了“寫作”的意義上現實主義的創造性 。 現實主義的復興 , 有必要清洗被污名化的定見 , “奪回”一些被現代主義所框定的概念 。 比如寓言化的寫作 , 班宇是本雅明意義上的寓言作家:在一個廢墟般的世界里 , 班宇將碎片轉化為概念 , 將概念轉化為寓言 。 無論是《空中道路》或是《冬泳》《夜鶯湖》 , 小說最終寓言化的翻轉 , 往往是不連續的兩個歷史時間疊搭在一起 , 歷史的非連續性 , 使得小說里的“現實”籠罩著一層恍惚的非現實感 。 畢竟 , 在本雅明看來 , “寓言”是關乎救贖的表達形式 。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 在班宇的成名作《逍遙游》中:身患尿毒癥的“我”什么都在失去 , 并最終認清了自己的虛弱一一對應的象征世界在解體 , 人物等待在絕對的空無之中 。 小說無窮無盡的反諷像波浪一般涌動拍擊 , 組織起無窮無盡的高度寫實的細節與語言 , 一切建基在反諷的虛空之中 , 而這虛空又包含著等待 。 《逍遙游》超越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二元對立 , 成為反悲劇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