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野考古破解“新砦之謎”( 二 ) |二里頭遺址|考古|新砦遺址|河

參加過新砦遺址發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龐小霞、高江濤也提出“新砦文化”的概念。他們指出，新砦期遺存的器物既不同于王灣三期文化也不同于二里頭文化，且遺址發現不止一處，在鞏義花地嘴、新密黃寨、鄭州牛寨以及鄭州北二七路等地都有相應遺存。不僅如此，新砦遺址核心區還揭露出大型淺穴式建筑基址、城墻城壕以及高等級遺物，因此“新砦期”遺存作為一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為“新砦文化”比較合適。他們把“新砦文化”劃分為新砦和花地嘴兩個類型，并嘗試探討其分布范圍、類型及性質等。需要說明的是，他們提出的“新砦文化”不包括二里頭文化一期。
【|以田野考古破解“新砦之謎”】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本是一項重要的考古學文化研究工作。杜金鵬、龐小霞等人率先提出“新砦文化” ，固然勇氣可嘉，但他們對“新砦文化”的分布范圍沒有十足把握，因而“新砦之謎”并沒有解開。但“新砦文化”的提出鼓舞著人們對“新砦期”遺存的探索，如科技考古、體質人類學、古土壤、動物學和植物學等方面的探索不斷傳來喜訊。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魏繼印承認“新砦文化”的命名，但他認為“新砦文化”的形成是龍山時代造律臺文化吸收少量豫北后岡二期文化和其他地區龍山文化因素后，西進取代了豫中地區王灣三期文化，并吸收其部分文化因素的結果。它的形成打斷了當地王灣三期文化發展的正常進程，開啟了一種新的文化發展序列，形成一種新的獨立的考古學文化。他指出“新砦文化”是二里頭文化的主要源頭或前身。需要說明的是，魏繼印所得結論的重要依據是子母口深腹罐。他認為絕大部分的子母口深腹罐來自東方，所以“新砦文化”的主要源頭是東方的造律臺文化，不是王灣三期文化。實際上，子母口深腹罐的數量遠遠少于方唇折沿深腹罐，且方唇折沿深腹罐的腹壁往往飾繩紋或方格紋、籃紋，而不是像來自東方（包括造律臺文化）的深腹罐那樣，以素面為主。
因此，必須對“新砦期”的典型單位細加分析，搞清楚新砦期的主要器物究竟由哪些器類構成，哪些是當地的傳統器物，各期主要器類的絕對數量占多少比重，前后經過哪些變化，才能揭示出“新砦期”的主體文化因素究竟來自河南龍山文化，還是造律臺文化。
“新砦現象”新名詞的出現
正當學者們聚焦于“新砦期”“新砦文化”之時，所謂的“新砦現象”這一新名詞又橫空出世了。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海在重構中原各地二里頭文化的形成與初步發展階段的考古學文化譜系時，認為新砦類遺存只存在于一些單個遺址上，且多發生在鄭州地區，而與其并行的是包括鄭州地區在內的諸多龍山文化晚期遺存。與新砦遺址“新砦晚類遺存”并行的有洛陽盆地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和潁河中上游、沙汝河流域二里頭一期早段因素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他認為中原腹地在二里頭文化形成過程中，因區域差異顯著，各地的龍山文化結束時間與二里頭文化開始時間并不一致。而新砦遺址等正是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特有文化現象。
張海不主張用“新砦期”或“新砦文化”概念，而是用“新砦現象”來表述僅發生在特定時期、特定遺址上的考古學文化現象。他認為到了龍山文化晚期，各考古學文化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性達到了頂峰，中原腹地由于王灣三期文化的衰落，周邊地區相對先進的文化開始加強對中原地區的影響。在鄭州地區，龍山文化相對強勢的區域雖然吸收了外來文化，但保留了較多本地文化傳統。另外一些則更多吸收外來文化，因而出現“新砦現象” 。他認為與“新砦現象”曇花一現不同的是，二里頭文化強大的擴張力，重新整合了周邊地區的文化因素。目前對于“新砦現象” ，尚缺乏呼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