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野考古破解“新砦之謎” |二里頭遺址|考古|新砦遺址|河

夏文化尤其是早期夏文化研究是近年來夏商考古界和歷史學界的研究熱點，而河南省新密市劉寨鎮新砦遺址是早期夏文化的典型遺址之一。近年來，學術界圍繞新砦主體遺存先后提出了“新砦期”“新砦文化”和“新砦現象”等不同概念。這體現了學者對早期夏文化的不懈探索。但筆者認為，這些稱謂并不能揭開新砦遺址的全貌，只有聚焦于田野考古，才能破解“新砦之謎” 。
“新砦期”命名及確認
1979年三四月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芝荃首次試掘新砦遺址，將其命名為“新砦期二里頭文化” ，認為它是介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一期之間的文化遺存，屬于龍山文化發展成為二里頭文化的過渡形態。趙芝荃認為，新砦期的意義在于它把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一期基本連接起來了。不久后，他又把新砦遺址的二里頭早期文化另立一期，稱為“新砦期文化” 。
1985年，趙芝荃在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上明確提出了在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之間存在一個“新砦期”的觀點。因當時試掘面積過小，出土材料有限， “新砦期”是否存在，長期未得到確認。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后，于1999—2000年再次發掘新砦遺址，從地層關系與器物組合及其演變的邏輯關系上確認了新砦二期文化遺存。 2000年上半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將“新砦遺址的分期與研究”列為新增補的一個課題，組織人員重新發掘新砦遺址，并把1999—2000年發掘出的新砦主體遺存分為三期：第一期遺存為龍山時代的王灣三期文化，第二期為“新砦期文化” ，第三期則為二里頭文化早期遺存。
面對新砦遺址的新資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鄒衡依然認為，無論從其年代或文化特征而言， “新砦期文化”都是難以成立的。他堅持認為，在豫西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不存在過渡期。如果的確存在“新砦期” ，也應把其歸為二里頭文化第一期中的一個組，而不應該歸為河南龍山文化的一個期。
中國國家博物館李維明首先對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下連二里頭一期的典型陶器演變圖產生質疑，并對1999年新砦遺址公布的資料有所懷疑。二里頭遺址早年田野工作的實施者、武漢大學方酉生針對李維明的所謂困惑，逐條作了回答，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新砦期” 。
新砦遺址1999年的發掘者之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顧萬發從陶質、陶色、紋飾、陶器組合及具體形制著手，認為新砦期遺存具有王灣三期文化晚段的不少特征，新砦遺址的文化主體與王灣三期文化略顯疏遠而與整個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比較近似，可稱其為“新砦文化亞態” 。他認為新砦二期早段即狹義的新砦期的年代早于二里頭文化一期。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總結1999—2000年新砦遺址的工作時明確指出，新砦遺址的再度發掘填補了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的缺環。 “新砦期”是以新砦遺址第二期遺存為代表的一類遺存，其年代晚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早于二里頭文化一期，其主體因素是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發展而來，但卻含有一定數量的、明顯的山東龍山文化因素。雖然有個別學者不完全同意李伯謙的觀點，但更多學者完全贊同他對新砦遺址再度田野考古發掘之后取得的新認識。
“新砦文化”之糾結
就在“新砦期”的討論如火如荼之時，夏商考古專家杜金鵬、許宏又提出了“新砦文化”的概念，引發關注新砦遺存的新一輪浪潮。杜金鵬常年在二里頭遺址做田野工作，他提出“新砦文化”包括“新砦期”與二里頭文化第一期，二者合并成一個獨立于王灣三期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之外的考古學文化——“新砦文化” ，杜金鵬的“新砦文化”既包括“新砦期”又包含二里頭文化第一期，頗為奇特。 “新砦文化”也得到許宏的支持，日本考古學者德留大輔也贊同這一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