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 , 考古學家應該跨越學科界域 , 不斷融入現代社會 , 將考古學發現、考古學研究成果、揭示的文物古跡及其信息檔案資料乃至考古學的科學理論方法與其他學科、利益相關者以及普通大眾進行共享 。 考古學有責任參與考古發現與資料的后續保護利用和管理 。 曾經有聚落考古學、社會考古學等考古學研究人類社會運行的分支學科 , 旨在從考古資料探索認知人類社會組織演化等問題 , 今天也該有考古社會學 , 系統研究考古學與社會的總體進步關系等問題 , 這是做好公共考古學的前提之一 。 今天 , 即便是純粹的考古發掘現場 , 也已經不完全是考古學家的考古 , 也有必要成為多學科的考古、保護性的考古、展示與傳播性的考古 , 甚至是應該關注后續利用的考古了 。 至于報告公布之后的文物、資料管理利用 , 發現遺址的處理、管理 , 不僅需要考古學研究成果的支撐 , 更需要科學的考古資源保護利用管理法規的配套銜接 。
公共考古學當然不是上述幾條該與不該所能完全涵蓋的 , 而是要更加深刻的認識到 , 在全球化時代 , 經由考古我們已經認識到現代智人四海一家、同一源頭 , 但長期的地方性適應所造就的文化積累 , 也表現出空前豐富的生活方式與生存可行的多樣性 , 民族國家、地方、群體、個體權益等博弈、交互 , 更進入到全方位展開的新階段 。 對于歷史的認知和文化、自然遺產 , 成為我們建構新的更高層次的協作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 , 公共遺產的文化彌合特性愈加凸顯 。 歷史是全體人類共同創造的 , 也是不同族群、不同的人各自創造的 , 但所有人擁有共同的起源 , 也命運所系擁有著一個共同的未來 。 這個共同性是個體發展、群體存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延續的自然和文化前提 。 因此 , 歷史與遺產既是共同的 , 具有公共性 , 也和不同人具有不一樣的聯系 , 受到不一樣的價值關切 , 應該關心和研究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 。 而考古學作為古跡遺產核心價值的挖掘者和客觀的詮釋者 , 不僅應該是人類古代的科學追尋者 , 也應該是人類歷史遺產的保護者和傳承者 , 應該有致力于促進共同歷史價值認知建構的傳播和應用考古學 。
科學考古以地層學類型學發端 , 只有手執小鏟的考古學家能考古;考古學家做普及 , 發生了公眾考古;科學的不斷發展 , 考古學純潔性的不斷喪失 , 更為復雜、系統的科技手段包括其他學科紛紛涌進考古 , 處理日益多樣的發現資料 , 解決不同學科面對的問題 , 并共同探索人類的古代 , 打破了考古學家對考古的壟斷;公眾不僅僅是聽眾 , 被普及的對象 , 發展到現代也要求知悉或參與考古的權利 , 要求對于歷史及其遺產的共享權甚至是處置權——這已經不完全是興趣 , 也不完全是科學 , 而是一個價值認知傳導與價值觀建構的社會文化問題了 。 但隨著時代的進步 , 人類共同的古代 , 共同的遺產——人類歷史記憶及其價值 , 應該有最佳的處置 , 最好的發掘、保護、、傳承、利用 。 對于人類的過去應該進行全方位的考古 , 對于有限的考古資源應該進行專業科學合理合法的處置 。 這是公共考古學的責任 , 也是科學考古學的用武之地 。
未來的考古學尤其是公共考古大有可為 。 在專業考古的引領下進行公眾尋根 , 擴大科學考古學的社會應用 , 把科學的考古發現和認識讓有興趣者、利益相關者精確地知曉 , 把考古遺存、資料保護好、利用好、管理好 , 讓公共資源作用最大化、最優化——因此 , 公共考古學既需要學術規范 , 更需要不同層面包括社區、地區、國家和國際性的倫理準則與政策法規 , 公共考古學也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理論與實踐 。 應該說 , 這些多少都已經有了 , 或者已在探索 , 但面對考古資料和歷史遺產的大量破壞 , 考古學界和全社會應該有大力發展公共考古學緊迫感 , 應該在實踐探索中與時俱進不斷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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