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公共性及其時代價值 |文物|考古學家|歷史學

文章提要：從來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學” 。從考古調查發掘所涉經費、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資料信息，到考古知識、理論、技術方法的社會共享，再到考古之后文物和古跡遺址的保護、利用、管理，無一不是社會性問題。科學考古學滿足考古學家和人類面向古代的求知欲望，而公共考古學則是面向人類基于歷史的未來可持續發展中的資源、信息、知識管理和價值觀建構等考古后問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對考古資源的保護利用和共享管理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也為中國公共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關鍵詞：公眾考古公共考古考古資源管理應用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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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考古現場。圖片采自網絡）
民族復興進程中的“中國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項目，使得近年來中國考古事業發展很快，而我認為其中發展最快的領域之一是應用考古學，按照學界更常用的一個稱呼是“公眾考古學”或者“公共考古學” 。一些考古學家行有余力，開始自覺地加入科普大軍，通過報刊、圖書、影視和自媒體等各種向公眾普及考古發現與考古知識；一些考古學家深度參與博物館展覽策劃、宣教導覽以及古跡遺址游覽講解和考古研學活動；還有一些考古學家加盟或者轉行古跡遺址保護、展示乃至文旅融合的規劃設計運營等，為遺產保護傳承和轉化利用提供智力支持……國家對考古事業也更加重視，除了以重大課題重大投入予以支持和引領考古學發掘、研究之外，還大幅度增加人員編制和考古基地建設，加強基本建設中考古學搶救發掘力度和保障。如此內求外推、里應外合，考古調查、發掘、研究除了固有的學術屬性之外，已經越來越深刻地融入了社會，學術考古之外，公共考古方興未艾。
但是，就考古事業的主流——考古界來說，對這些現象一直是有不同認識的。比如考古科普，盡管現在形勢喜人，也具有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在若干年前仍被權威人士認為是不務正業；對于基建考古與搶救性發掘，不僅常常受到相關方面刁難掣肘，考古人自己也往往是應付了事；而考古發掘研究資料的后續利用，包括資料整理出版、與文物歸藏單位如博物館入藏及展示銜接等，仍然存在著嚴重的體制性障礙，造成絕大多數考古資料包括出土文物、標本，在發掘結束或報告完成之后便重新雪藏，除了少數明星文物和遺址，大多將難以重見天日，有效發揮作用。總之，發掘之后考古信息、資料利用率低下，損毀嚴重，已經成為亟需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更需要圍繞考古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構建科學系統的公共考古學理念、理論、方法乃至實踐體系和法規保障體系等。
說到公共考古學，首先應該明白從來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學” 。一些人加入考古可能純屬個人興趣，甚至也有難以杜絕的私自發掘、盜掘，但一出土文物就會是公共性的社會事件。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認識考古學的公共性，以及如何將具有高度公共性的考古工作各個環節最優化，將考古成果、資料包括出土文物和古跡遺址的社會效益最大化。即便是在純學術方面，這也是作為考古學分支學科的公共考古學的題中要義。
當然，考古學首先是一門科學，應該不斷提升其科學性，這是考古學安身立命的根本。考古學的誕生被認為是對具有千年傳統的舊史學的變革。歷史本身就是事關人類的公共記憶的，不過最初的歷史學可能只是家族或部落的演生神話或成王敗寇的贏家敘事，并往往被認為是說教大于事實，所以才有數千年不斷的考辨與探究。而考古學對傳統史學無論在材料、時空范圍、手段、方法、理論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讓復原歷史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不僅對文獻記載的數千年人類社會生活提供了巨量的物證材料，更是將人類的歷史追溯對最初起源的熱帶東非。對于人類認識自身，有人斷言考古學至于傳統的歷史學猶如哥白尼的日心說至于托勒密的地心說，在時空范圍和結構內涵等方面都有革命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