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西把自己的經歷做成視頻發布在網上/B站@黛西不是呆呱
其實在簽合同的時候黛西已經察覺到了不妥 , 工作地點不清楚 , 發薪時間也沒有說明 。 她給學法的朋友看 , 對方指出 , “從這個合同里看 , 這家公司可能不太好 。 ”
但黛西還是簽了合同 , “我那會剛畢業 , 沒有什么經驗 , 我特別需要有一個人在我旁邊 , 我很喜歡帶我的編導老師 , 希望能跟他學點東西 。 ”在黛西看來 , 剛踏入職場的自己能跟著優秀的領導同事學東西 , 這是這份工作能給她帶來的價值 。 即使公司待遇并不完善 , 不知名、規模小 , 也能夠接受 。
然而 , 在就業市場 , 并非只有這類規模小、架構不完善的公司存在雷點 。
2020年10月 , 2021屆畢業生米昊通過秋招進入湖南長沙的一所教培機構 , 經歷了兩輪篩選面試 , 簽三方協議、實習合同 , 一切程序都很正規 , 五險一金基本保障都完善 , “公司也比較大 , 所以剛開始也是信任的 。 ”
但工作兩個月后 , 公司開始大范圍裁員 , 主管把他叫到辦公室 , 以“續課目標沒達到”為由要辭退他 , 并且不給予任何補償金 。 但這一理由在米昊看來站不住腳 , 合同并沒有約定沒達標就辭退 , “這個規定寫在公司的內部文件里 , 而且第3次才會有懲罰措施 。 ”
教培行業的風波他隱隱有感知 , 但真的卷到自己的身上的時候 , 他還是有點懵 。 從辦公室回家之后 , 他果斷地決定了申請勞動仲裁 。 連夜查資料、咨詢律師 , 米昊第二天打印了資料和證據 , 拿著申請去了長沙當地的勞動仲裁機構 。
根據《擎盾2020勞動領域大數據》的分析 , 在勞動爭議案件中 , 年齡在18-30歲的原告僅占總人數的27.6% 。 一般來說 , 應屆畢業生因為缺乏社會閱歷 , 在遇到勞動權益被侵犯的時候 , 也很少提起仲裁 。
在湖南一家仲裁委員會做仲裁員的張翼對「后浪研究所」提到他的一個觀察 , 來勞動仲裁的主要還是40歲往上的低技術含量勞動者 , “年輕人算少的” , 這些年輕人“仲裁請求的最大頭一般是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 , 以及未簽書面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 。 ”
拖延轉正、拖欠工資、無故辭退也正是當代年輕人最容易碰見的職場陷阱 。
網絡圖片/IC photo
錢不重要 , 得出口惡氣 這場為期兩個月的打工人仲裁之戰令徐慕身心俱疲 。
對于剛踏入社會的應屆生而言 , 獨自面對一場法律糾紛確實是一個挑戰 。 勞動仲裁的程序是申請人先遞交材料和申請 , 案件受理后 , 會有工作人員進行調解 , 調解不成后才會開庭審理 。
從準備材料到后續調解 , 每一環節都需要申請人親力親為 , 主動出擊 。
一般來說 , 申請勞動仲裁要準備各種材料 , 除了勞動合同、本人身份證復印件、公司企業信息、仲裁申請書之外 , 證據也很重要 , 不同的情況 , 證據的類型也不同 。
從2月中旬離職以來 , 徐慕開始收集證據 。 她遇到的是工資問題 , 所以在證據清單中 , 她準備了溝通入職的微信聊天記錄、工資轉賬記錄、與延期轉正、拖欠工資有關的聊天記錄等內容 。 因為準備得非常詳細 , 在跟仲裁員溝通的過程中 , 她甚至能夠不看清單直接指出 , 在證據清單的第幾頁第幾行可以回答這個疑問 。
徐慕所準備的證據清單/受訪者供圖
在勞動仲裁的拉鋸戰中 , 打工人們必須充分掌握主動權 。 徐慕每個周五下午都會給仲裁員打電話 , 了解公司的意愿 , 仲裁員的建議 , 以及表達自己的想法 。 在調解的過程中她也會毫不忍讓直接交鋒 。 因為公司給的1000元工資低于鄭州市的最低工資 , 按照法律應該補足差額 。 但公司不承認這一點 , 認為徐慕來公司簽了合同就接受了一千元的薪資 。 “那你這是知法犯法嗎?”徐慕直接還擊懟的對方無話可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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