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治國思想是什么,荀子以什么治國( 三 ) _荀子有哪些治國理政思想周六

2.“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隆禮重法在國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禮” 。荀子認為禮從區分與調節不同人的利欲關系中產生結果。在治禮的過程中，不能只顧及人的欲望，而要讓物與欲兩者相持而長，在物質的增長和欲望的增長之間保持平衡。在荀子看來，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禮的作用則在對人的利欲的無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間不免有沖突。為了確保公共秩序的正常運轉，禮的遵循不免要訴諸于一種強制性。由此，禮轉為法。因此，荀子常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禮法并稱。在荀子那里，禮是介于義和法之間的一個范疇。在義禮并稱時，禮多是指道德。在禮和法并稱時，禮多指制度。荀“化性起偽”的性惡論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惡論，這與孟子的性善說直接相反。他的總論點是，凡是善的，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人努力的產物。價值來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創造。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1.“人之性惡”——一自然資質為性的性惡論荀子最主要的努力是確認人在道德修養和治理國家中的主體地位。在道德修養方面，作為前提與起點的，是荀子主張的性惡論。荀子從天人相分的立場出發，否定而人性中先驗的道德根據。在他看來，所謂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謂“生之所以然者” 。其自然表現為“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 。其實質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荀子認為人的這種天然的對物質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禮儀規范相沖突的。他認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 ，如果“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紛亂理而歸于暴” 。所以說人性是“惡” ，而不是“善” 。荀子這里的情性觀與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關。然而性自命出以“情”為天的觀念引出的是自然主義、情感主義的生存論調。荀子沒有沿著這一個路向發展，這是因為，他認為天然稟賦的性情是惡的。因而順應他的發展，將引起人與人的爭奪，賊殺，導致社會的混亂，這就是性惡論。2.“化性起偽”的道德教化論荀子認為，凡是沒有經過教養的東西是不會為善的。對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命題。荀子的人性論雖然與孟子的剛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為圣人。荀子以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惡，后天的賢愚不肖的差別是由于“注錯習俗之所積耳” 。后天的環境和經驗對人性的改造其則決定性的作用。通過人的主觀努力，“其禮義，制法度”，轉化人的“惡”性，則“涂之人可以為禹” 。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因為人本來就是善的，而荀子論證涂之人可以為禹是因為人本來是智的。3.“化性起偽”的性惡論的意義與目的性惡論的價值在于：（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從人的實然層面來看待人性。（2）強調后天環境對人發展的作用。（3）進而說明禮樂教化的價值與意義。性惡論的限制在于：（1）從性惡出發，固然可說明禮樂教化之“偽”的現實必要性，但由于否認了人的道德先驗性，圣人治禮作樂的“化性起偽”的教化行為就失去了堅實的存有論根據。（2）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會道德之惡，沒有真實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會性“惡性”之間具有人的意識的造作性。如此將使社會性的“惡行”具有自然存有論根基，以至于“惡”成為了價值的合理性行為。（3）性惡論使人性的超越幅度喪失殆盡，人完全成為社會宗法等級的奴隸。性惡論的目的：性惡，或性善，對儒家并沒有決定性的意義。其價值僅僅在于如此的人性論奠基可以為現實社會的禮樂教化提供內在人性的根據。所積而致的成圣之道就道德修習而言，荀子認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 。荀子堅持自己的理論的一貫性，認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與普通人沒有什么不同。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戰國末年貴族和平民依血緣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還認為圣人與普通人一樣，也只有經過后天的努力，才能夠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 。圣人與一般人，君子與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別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論的意圖并不在于從根本上廢棄這種差別，反而要從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現這種差別。凸現后天努力修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強調精神氣質、文化教養上的貴族性，荀子學說有濃重的知識化、工具化的傾向，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貴族性的精神氣質與品格的這點上，與孔子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荀子講成圣，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會大眾得以轉變性情，以至于善。“明分使群”與古今、禮法之爭荀子的社會政治思想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轉變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認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夠“使天下皆出于治”，這就是儒家的外王學。不過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識論重組了這種外王學。1.“明分使群”的社會（禮義）起源說以往的儒家學者都曾建筑過自己的外王學，而且大都把這種外王學的正當性訴諸于天道、天命，很少有人能夠從現實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的源出處證明自己的外王學。荀子的經驗知識的立場使他得以面對現實，回到現實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的源出處。荀子注意到，人與動物的不同而且得以優異于動物的地方，是人能群，即人能組織社會。而人所以能“群”者，在于“分” 。“分”即是建立社會等級，從事不同的社會分工，將社會協同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以面對自然、戰勝自然。“分”是組織社會的根本法則。而“分莫大于禮” 。通過圣人的治禮作樂，將社會分為上下有序的等級，以解決基于物欲的爭斗。“分”的標準就在于“禮義” ，即封建的倫理道德和禮法制度。關于分靠什么維系，荀子有兩個說法：一是“分何以能行？曰：義” 。一是“分莫大于禮” 。顯然前一種說法側重于道德教化；后一種說法則側重于禮法制度。從“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人性論出發，荀子提出了“名分使群”的社會起源說，以論證禮樂教化之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