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春秋為什么沒有入選中國二十四正史之一,漢晉春秋歷史記錄 _漢晉春秋為什么沒有入選中國

《漢晉春秋》，東晉襄陽人習鑿齒所寫， 54卷。該書記述起自東漢光武帝、止于西晉愍帝281年歷史。
《漢晉春秋》有較強的立場性，因為作者習鑿齒本身為東晉時代的人，眾所周知，東晉王朝偏安江南，所持立場為南方偏安政權的政權，南方偏安政權的特點是，自持為漢家正統，故習鑿齒以同樣偏安一隅的四川蜀漢為正統，鄙視曹魏政權在北方實現大一統，對曹操的曹魏政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極度歪曲和敵視，其人視曹操為篡逆大漢，認為漢朝和晉朝一脈相承，否認東漢末年的曹魏政權歷史正當性。
對于諸葛亮躬耕南陽，習鑿齒也表現出了極強的立場性，由于習鑿齒本身為襄陽人，又因為東漢末年北方曹操政權，逐步到南陽與荊州進行對峙，又由于襄陽城外在晉時有一座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習鑿齒把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的諸葛亮之家，根據這座武侯祠的位置，改成了“亮家……在襄陽城外20里，號曰隆中”，習鑿齒又在《襄陽耆舊記》曰：“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前后矛盾，混淆視聽，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暗中變成“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郡”，“南陽”和“南郡”一字之差，但是其實是以漢江為界的南北兩個行政區。后世的襄陽人，依據習鑿齒的論述“亮家之于南陽鄧縣，襄陽城外……號曰隆中”，依托習鑿齒所言的“隆中”二字，建造了名曰“古隆中”的建筑，又因為諸葛亮的《草廬對》與“隆中”不一致，后人改《草廬對》為《隆中對》，在新中國成立后，又根據《草廬對》，仿照南陽的諸葛草廬而建造了規模宏大的諸葛草廬，仿照歷代文人在南陽臥龍崗所題刻的文字，進行規模宏大的仿制，為了力求達到與歷史上的完全一致，將阿頭山的名字換掉，改成隆中山，由于諸葛亮多和南陽的“臥龍崗”“臥龍先生”相關聯，就將附近的一個叫泥鎮的小鎮，改名為臥龍鎮，如此可以達到歷史前后一致，近一二十年這些改名的其總依據便是襄陽習鑿齒所寫的《漢晉春秋》。
評價《漢晉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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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習鑿齒本人以東晉的立場性和個人偏好性來進行歷史論述，而不是客觀公正的記載歷史，唐朝宰相房玄齡在《晉書列傳第五十二》評價習鑿齒“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瘴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習鑿齒）跡淪寇壤，逡巡于偽國。野民（指徐廣）運遭革命，流連于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外篇·卷十八》：“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漁一訛“漢” 。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于陽臺。夫言并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采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后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游梁，枚乘譖其好色；”
裴松之在《三國志·蜀書·董允傳注》中，引用了《襄陽記》的記載后，又說到與《漢晉春秋》說法不同：“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也。”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 二十八（王毋丘諸葛鄧鐘傳）》中，裴松之在作注時對《漢晉春秋》的記載評論到“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