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當女神與女魔相會,大英博物館里的“女性力量”( 二 )


|現場|當女神與女魔相會,大英博物館里的“女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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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沃特豪斯 , 《喀耳刻將獎杯獻給尤利西斯》 , 1891年
然而 , 圖像的功能遠比鏡像復雜得多 。 在“正義與防御”板塊 , 巨大的恐怖從印度教女神迦梨(Kali)的雕像中散發 , 這件雕塑是展覽委托印度藝術家考希克·戈什 (Kaushik Ghosh) 在陽光明媚的印度制作的 。 她耷拉著的猩紅色的舌頭、舉起的劍上帶著血跡 , 腳下的濕婆頗為滑稽 。 與她并列是一把19世紀鐵制“劍斧” , 其上刻著迦梨的全視之眼 , 迦梨象征著清除邪惡和偽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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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 , 印度教女神迦梨和19世紀鐵制“劍斧”
最后一個板塊“慈悲與拯救” , 轉向了圣母瑪利亞、《古蘭經》中的麥爾彥(Maryam) , 以及佛教觀世音菩薩 。
這里出現了一些最精美的藝術品:小巧的護身符抄錄著《古蘭經》中麥爾彥的故事;由細小的稻草制成、包裹在猩紅色光環和綠色斗篷中的瓜達盧佩圣母;一尊明代的千手觀音瓷器 , 優雅纖細 。 這些美麗的形象消解了女神崇拜的焦慮 , 讓人沉浸在純粹的喜悅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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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觀音瓷像 , 中國 , 18世紀
博物館營造的文明對話
博物館的環境削弱了原本教堂、廟宇氛圍中神秘的精神力量 。 但在展覽現場 , 一群短暫停留的游客 , 在墨西哥瓦斯特克女神的石像前禮拜 , 讓人感到古老而晦澀的神性 , 仍然具有精神意義 。
一些女性形象的象征意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演變 。 比如 , 現代尼日利亞人對水神馬米·瓦塔(Mami Wata)的表現 , 源自古代對仁慈的水之靈的贊美 , 也部分源于德國藝術家對耍蛇人的描繪 。 當然 , 這與基督教傳統中對夏娃與撒旦蛇的描述在含義上完全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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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神馬米·瓦塔 , 尼日利亞 , 20世紀
在探索對女性的描寫時 , 不能忽視時常出現的父權結構 。 15世紀晚期臭名昭著的獵巫書《女巫之錘》(Malleus Maleficarum) , 加劇了當時歐洲社會對女巫的偏見與迫害 。 但另一方面 , 超現實主義藝術家伊塞爾·科爾庫恩(Ithell Colquhoun)等一些女性藝術家 , 將魔法作為古代異教的反擊 , 她們也代表了當今女性對巫術信仰的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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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 , 一本名為《女巫的安息日》的書 , 作者是德國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漢斯·鮑爾丁·格林
然而 , 在展品的選擇上 , 似乎還需要更精致一些 。 威廉·沃特豪斯筆下的喀耳刻只是微弱傳達了女巫的魔法 , 赤土陶器美杜莎也無法承載蛇發女妖狂怒的全部力量 。 展覽本可以更為激進 , 但或許考慮到大英博物館置身于“去殖民化”的爭論中 , 一些觀點只是稍稍提及 。
但總體而言 , “女性力量”是一場既珍貴又時尚、既古老又新穎的藝術品盛宴 , 它像一個裝滿奇珍異寶的柜子 , 重新連接觀者的感官 , 各種材質、紋理、規模和亮度在對比中閃閃發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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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
毛利雕塑家湯姆·皮科(Tom Pico)以當地紅色鐵心木雕刻并打磨了火山女神;因紐特藝術家林卡西·克努阿胡克(Lincassie Kenuajuak)用黑色皂石創作的海洋女神賽德娜(Sedna);還有公元前1400年 , 放置在死者脖子或胸部的紅玉髓安可(頂部為環狀結構的“十”字 , 古埃及用以象征生命)護身符 , 它也象征著伊希斯的血 。 這些作品也揭示著人類的無限智慧 。